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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人类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日期:2012-12-01 21:02:51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从历史长程看,工业文明如同人类突然找到了一种可以使自己兴奋得进入天堂的毒品,形成了一种吸毒机制。吸食毒品越多,自我感觉越良好,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但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毒品剂量。为了获取毒品,强势吸毒国家到处发现毒源,设立毒品加工厂,使世界各地都

以目前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各国统治结构及政治人物的现状而论,我看不到可以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力量。但是,这并不是说普通人民就只能无所作为,只听任今后被本国政府征召,成为勇敢或怯懦的炮灰。反战运动虽然并未阻挡美国的战车,但减缓了战车的速度,降低了战车的性能,给美国军国主义集团的上了一次生动的道义课,也给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保卫和平增添了信心。同样,只要人民反战运动深入下去,壮大起来,那么即使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至少可以延缓其到来,降低其烈度,减少其危害,加速其结束,并且能够为战后建设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全球社会奠定政治和文化基础。

众所周知,经过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以及海湾战争后长达十多年的制裁和封锁,伊拉克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大大削弱。联合国武器检查小组也一再报告说,伊拉克90%以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被销毁。美国军队开始轰炸伊拉克三天之后,美国也承认其特种部队没有找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什么美国要对这样一个既贫又弱的国家大开杀戒呢?

大家一般都认为,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是美国开战的理由。不错,石油既是中东之宝,也是中东之祸。美国二战后的全部中东战略都是围绕着石油展开的。然而,中东战略仅仅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与美国对欧洲、俄罗斯、中国等地区的战略相协调,也必须与对泛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战略相协调。为什么这次美国不惜损害与欧洲大国、俄罗斯的关系,不惜使自己民主、自由的形象受损害,不惜冒着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为敌的风险,不惜冒美国本地遭受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的风险,撇开联合国宪章,甚至在北方战线无法开辟,战役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呢?

搞清楚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美国和世界的走向,也有助于中国认清自己在未来世界中的方位,从而制定正确的外交战略,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1996年夏,我曾经在大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世界未来走向初探》一文,此文于1999年4月结合美国侵略南斯拉夫战争,又以《世界战略格局走向浅析》为题在《中国妇女报》头版通栏标题发表。此后,我与国内外许多朋友交换过文章的主要观点,有美国的学者,有欧洲议会的朋友,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还有美国民主党人士,当然更多地是国内学者,有讨论,也有辩论,也有情况的交流。此间,我还接触到了世界体系论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著作,以及反省欧洲中心论、批判世界体系论的力作,弗兰克·贡德的《白银资本》,既开阔了历史视野,又进一步加强了此前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此后美国和世界经济果然落入了新一轮萧条,美国一极独霸的态势迫使法德俄进一步接近,事态的发展和我的分析基本一致。这样,原先的观点进一步明朗和丰富起来。我现在可以进一步判断,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将开启新的世界战争时代。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塑造了战后西方经济政治军事格局

苏联和美、英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本来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当希特勒侵吞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时,英法一味绥靖让步,希望将祸水东引,让苏德两国鹬蚌相争。不料,德国转身灭掉法国,轰炸英国,然后向东进攻苏联,迫使英国、美国与苏联结成同盟。战争结束时,欧洲大陆、英伦三岛和日本列岛均遭战火蹂躏,工业和交通设施被广泛破坏,生产乏力,物品短缺。美国本土不仅没有受到战火,反而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而生产能力大增。早在战争结束前的1943年,美国垄断资本家们就在盘算着在战后利用自身强大的工业竞争力,彻底消灭竞争对手,独家垄断西方世界市场。为了顺利占领各国市场,美国政客们已经准备好了一整套宣扬自由贸易的说辞,和实施自由贸易的机制。这就是黄金与美国挂勾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争一结束,美国就以防止德日军国主义集团再次崛起为由,制定并实施了拆毁日本和德国重工业的严厉计划;另一方面,则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迅速转产小轿车,杜邦公司迅速转产日化产品,美国各大企业的产品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欧洲和日本的货架上,给欧洲各国和日本经济以雪上加霜的打击。然而,这样一来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各国的企业纷纷倒闭,饥饿的工人天天上街游行示威,各国共产党日趋强大,眼看着要被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所“赤化”。在邱吉尔首相铁幕演说的提示下,美国政、商、军各界精英终于统一认识,将二战期间的盟友苏联当作美国的主要敌人,确立对苏冷战的作为美国战后的头等国策。冷战是二战后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根本格局。这个格局既主导西方世界的事务,也主导了东方世界的事务。为了赢得冷战,必须将欧洲和日本建设成对苏冷战的东西两翼阵地,就必须使欧洲和日本经济强大起来。因此,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来了个180度转弯,从消灭竞争对手到扶持竞争对手。其主要措施有五:一是停止执行拆毁德、日重工业计划;二是美国独家负担冷战期间的大部分军事开支,使欧洲各国和日本可以将军费减少到最低点,从而加快经济建设速度;三是增加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力度,并允许援助工业项目建设;四是允许日元、马克、法郎和英镑大幅度贬值;五是放慢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其综合结果相当于美国单方面开放本国市场,而允许欧洲各国和日本单方面贸易保护,从而使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得到喘息机会和发展空间。

这种以美国超强经济竞争力为前提的单方面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经济的持续长达20多年的繁荣,史称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由于欧洲和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美国对日本和欧洲出口的绝对量也不断扩大,而美国市场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增长。这相当于国际经济的“新政”。由于强势集团自我克制,财富分配相对均衡,工资不断上涨,需求不断扩大,经济增长强劲。但是,另一方面,繁荣的代价是美国竞争力的削弱。这一时期,西德和日本的经济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增长,而美国经济的年增长仅为3-4%。20多年以后,美国在西方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从战后初期的一半下降到1975年的24.5%。日本和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产品充斥美国货架,美国从巨额贸易顺差转为越来越大的贸易逆差,大量美元外流,美国出现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黄金危机”,最后,美国赖账,宣布美元不再能自动到美国金库兑换黄金,固定汇率制度崩溃。这举标志着二战后西方世界内部的经济格局发生根本改变,从美国独强、竞争缓和,到三强并立、竞争激化。

二、竞争激化、全球化与滞胀

为了恢复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美元与黄金脱勾的同时,美元大幅度贬值,美国国会还制定了特别301条款,来保护本国市场。更加有意义的是,美国加快了向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的步伐,欧洲和日本企业也都加入到这轮产业转移大潮,以致出现所谓“夕阳工业”和“朝阳工业”之分。

由此可见,三大经济区域间的竞争激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源头。尽管当时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没有流行,但是降低成本的压力却在促成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而发展中国家也受到短期经济诱惑而谨慎地欢迎外国直接投资。随之,西方世界经济地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需求持续下降,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和衰退。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的模型。当美国汽车公司关闭底特律的汽车厂,而代之以开设在墨西哥的新工厂时,美国失去了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得到了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在不考虑第二级效应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将失去27000美元的需求。如果考虑第二级效应,则减少下来的27千美元的部分将使汽车价格下降(例如9000美元),部分将成为美国汽车公司的新增利润(如,18000美元),新增利润部分用于增加高级管理人员的薪水(如,9000美元),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如,9000美元)。对于墨西哥来说,如果该工厂生产的汽车完全外销,则净得3000美元的需求。如果可以内销,则内销的汽车将对本国汽车工业构成实质性倾销,从而使墨西哥失去5个500美元的低工资工作岗位。如果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则产业转移一方面缩小了需求,另一方面扩大了生产投资。两者综合的结果则是需求不足,投资和生产能力过剩,经济衰退。这是七十年代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

其次,发达国家工人失业增加,工资下降,而高级管理人员薪水则直线上升,工人运动且战且退,终于溃败,社会财富分配从橄榄型向上小下大的X型方向演化。失业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然失业率是前一时期的一倍左右。在新自由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八十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加速发展。1980年美国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普通蓝领工人的薪水比为40:1,至1990年该比例上升到85:1,1997年为326:1,1999年为475:1。与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相应,那些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商店倒闭(如美国的西尔斯百货),而服务于两极的商店崛起(如以廉价著称的沃尔玛和服务于百万富翁的Bloomingdale’s。参见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第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由于高耗能、高污染和劳动密集型的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等制造业大量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越来越像管理全球企业的总部,靠管理、设计、会计、金融、法律、广告等服务业控制全球经济的运行,第三产业的比例迅速上升。为此,一些经济学家惊呼“产业空心化”。而事实上,发达国家恰恰是把非核心环节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把高技术、高利润的核心产业留给了自己,因此是“产业核心化”。

第四,发展中国家一部分由于接受转移来的产业而成为新兴国家,另一部分则由于成为发达国家激烈竞争的产品倾销地而无法保护自己的市场,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萧条,债台高筑,社会动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新兴小国(或地区),即所谓“四小龙”(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四小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恰好分布在红色中国周围,成为西方世界展示资本主义模式优越性的窗口,客观上有助于西方冷战的心理攻势。这真是叫“化腐朽为神奇”。全局性危机却在局部地区制造了经济“奇迹”,而这种产生于世界经济结构和危机的“奇迹”又被孤立起来,成为制度万能论者推销市场经济的样板。事实上,同为市场经济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落入了发展的陷阱。非洲成为“第四世界”,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在八十年代初期爆发。

美国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另一重要手段,美元贬值,则造成了各国货币轮番贬值,从而使各国通货膨胀率均居高不下。如果没有1973年的石油危机,七十年代的西方经济仍然将是停滞加膨胀,即所谓“滞胀”。石油危机只是从两方面加深了滞胀,油价上涨是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油价上涨造成的购买力下降则是世界经济需求萎缩的成份之一。

油价上涨还产生一个副产品,即形成大量石油美元。产油国突然间收入大增,一时无法花掉,都纷纷将资金存入欧洲和美国的银行。石油美元和与经济危机相关的过剩资本一道,使全球实际利率降低到零以下。银行急于将过剩资本贷出去,而非产油国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拒绝如此廉价的资金,于是大量资本被投入到非产油国的电站、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埋下了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债务危机的祸根。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分裂第三世界国家的机会,也是转嫁石油危机的一种手法。

滞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预见过的现象。凯恩斯模型所处理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有单一的、可控制的货币,有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样,在经济停滞、失业上升、通货紧缩,可以用降低利率、增加公共投资来摆脱停滞;当经济繁荣、失业减少但通货膨胀时,可以用增加利率、缩减公共投资的方法来冷却经济,摆脱通货膨胀。然而,在国际经济联系密切,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却又缺乏一个世界政府和单一世界货币时,凯恩斯的一国药方就失效了。当竞争中的任何一国提高利率时,其结果可能不是减少投资,而是吸引外国资金流入,从而加速通货膨胀;反过来,当竞争中的任何一国降低利率时,其结果可能不是鼓励投资,而是促使资本流出本国,从而加剧经济停滞。当一国增加公共投资时,投资的扩张效应的相当部分可能被外国企业所享受;相应地,当一国减少投资时,投资的收缩效应也会大大削弱。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一国货币贬值将会使其出口竞争力增强,从而恢复经济增长,但其效果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所抵消。这样,摆脱停止的药方会加剧通货膨胀,而治疗通货膨胀的药方又会加剧停滞。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经济就一直在滞胀中挣扎。

由于滞胀的根源在于国际竞争激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和浮动汇率制,要摆脱滞胀就必然要从根本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随着滞胀的持续,各国,特别是美国在探索着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根本措施。美国经济地位迅速下降是国际竞争激化的直接原因,美国的滞胀也比德国和日本更加严重,因此,美国特别急于摆脱现状。理论上,美国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幅度削减工资,从而降低生活水平,减少税收,从而削减军费以及政府部门的奢侈开销,这样就可以作为一个普通国家恢复国际经济竞争力;第二种是干脆放弃恢复国际经济竞争力,利用自身的强大武力,使自己成为西方世界政府,靠收税和发行世界货币度日。

显然,第一种选择意味着美国上下要勒紧裤带,为长期以来过度富裕的生活支付账单。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全球化和美元贬值增强国际竞争力就属于第一种选择。但是,正是这种选择导致了整个七十年代美国经济滞胀,失业率猛增,社会矛盾激化。于是,美国想到了自身的特殊性,即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美元和西方世界盟主地位的强大军事力量的拥有者,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走上以武力为后盾掠夺全球的道路。这是必要与可行的一致。客观上,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冷战军备竞争期间,美国军工利益集团高度膨胀,军事工业的产业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4到1/3。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接受国防部订单的大军火商,如波音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等,同时也是民用工业的巨头。因此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操纵舆论,左右政局。为了能够使武器装备的采购经费不断增长,军工利益集团必须将整个美国拖下水,使美国的军事力量成为美国人高生活水平的支柱。这样,军国主义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就结合起来了。

构成军国主义化的核心力量是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围绕其左右的是石油利益集团和金融利益集团,关系稍远的是汽车利益集团。这四大利益集团控制着美国经济的2/3以上。在美国,它们的代表常常被称为保守派或鹰派,我看,更加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军国主义派。军国主义集团左右美国政局并非始于七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期,民主党总统约翰·肯尼迪被刺就是这一集团所为。尽管肯尼迪也热衷于扩张侵略,但由于肯尼迪反对更深地卷入越南战争,成为共和党鹰派的眼中钉。肯尼迪死后,继任者民主党总统约翰逊投靠共和党鹰派,制造东京湾事件,开始对越南进行大规模轰炸,战争一次又一次升级,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战争泥潭。1968年北越发动春季攻势后,军国主义集团内部开始分裂。1968年,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再次被鹰派力量暗杀。鹰派代表人物的尼克松(共和党)上台执政。但是迫于国内外强大的反战压力,迫于美国战争能力的损耗和经济衰退的加深,却不得不以且战且退的方式结束战争。越战失败给鹰派以重大创伤,尼克松又因水门事件而下台。民主党人士杰米·卡特执政,美国总算得到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但是,鹰派在美国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未因此动摇,他们在寻找东山再起的理由和时机。这一次,不再以反共产主义为理由,而以反滞胀为理由。1979年,鹰派人物保罗·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将美元实际利率从七十年代的1%左右急剧提高到8%左右。此举标志着美元和原子弹的亲密联姻。不久,鹰派的又一核心人物里根上台,与英国首相撒切尔一道发动新自由主义革命,削减富人的税收和穷人的福利,国有企业私有化,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机构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世界经济真的开始了“有控制的解体”进程(保罗·沃尔克竞选美联储主席时承诺的竞选政策)。

三、军国主义道路与普通国家道路的斗争

这一“有控制的解体”进程就像一场持久的全球经济地震。世界经济真实需求进一步下降,美日欧三大经济板块关系失衡,跨国公司占领了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制高点,世界各国债务都急剧上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和贸易赤字国,汇率动荡不定,经济日益泡沫化。

但是,这场经济地震对于美军国主义集团来说却是好事。在高昂的美元利率刺激下,投资和消费都受到了抑制,多年的通货膨胀消失了,但世界经济的需求也下降了。靠发行美元债务形成的虚拟需求成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欧洲和日本源源不断地向美国出口货物,换回美元,又用美元来购买美国国债。这样,在长期的强势美元政策下,美国成了吸引世界各国资金的黑洞,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国际债务越来越庞大,日本和欧洲越来越依靠美国的虚拟需求,三大经济板块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失衡,美国越来越成为靠武力发行债务的全球掠夺者。2002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4600亿美元,再次刷新历史纪录。里根上任之初,美国狭义政府债务为8589亿美元(1979年),卸任时债务增长至26000亿美元(1988年)。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增长到40000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2600亿美元。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

军国主义集团清醒地认识,这种免费午餐是不可能长期吃下去的,终有一天美元会被抛售,这种畸形的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将崩溃。在清算到来的那一天,真正发挥作用的仍将是武力。因此,军国主义者以冷战的名义大力扩充军备,搞星球大战计划。这是一箭三雕的高招:既加强了对苏联的冷战攻势,又支撑着强势美元,维护着对美有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是实实在在落到军工集团口袋里的利润。

军国主义集团常常与富人的利益重合。强势美元政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相结合,迫使美国大量的生产型企业外迁至发展中国家,造成国内失业率上升。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十分有利于资方打败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强大的工会力量,削减工人的社会福利。当时的美国舆论就公认,里根的经济政策是“劫贫济富”,一方面打败工会,削减福利,另一方面则削减富人的所得税,使美国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事后来看,里根不但是国内“劫贫济富”的高手,更是国际“劫贫济富”的大师。在高利率政策下,拉美和非洲各国在七十年代所借的债务利息骤增,1982年墨西哥率先爆发债务危机。尽管每年有巨额本息归还(整个80年代,以利润和债务本息形式流出拉美的资金,比以援助和投资形式流入该地区的资金多1860亿美元。同期,拉美外逃的资本还有1810亿美元),至1992年时,拉丁美洲的债务进一步膨胀到4250亿美元。由于偿还巨额外债,80年代拉丁美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1.2%,以至有“失落的十年”之称。拉美经济只是第三世界经济(部分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例外)的一个缩影。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10000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0000亿美元。

美国军国主义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八十年代前期,随着美国贸易赤字急剧增大,失业率上升,普通资本家集团和工人利益集团的反弹日益强劲。这股力量的政治代表是民主党,他们要求美国缩小贸易赤字,限制投资和就业机会外流,降低美元利率和汇率,恢复经济的真实增长。这就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美国和欧洲联合逼迫日元大幅度升值,以此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对于军国主义集团来说,这此虽然不符合他们的既定战略,但是美元优势不能仅仅靠武力和高利率来维持。如果美国经济地位衰落过快,美元崩溃的日子就会加速到来。相反,如果美国经济地位衰落得较慢,或者有起伏,则美元的内在吸引力衰落得较慢,强势美元政策可以较持久。因此,美元暂时贬值的政策是可以被军国主义集团接受的。

但是,美国经济地位的衰落是二战后西方世界经济的长期趋势。通过迅速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生产基地,日本企业界成功地应对了日元升值的威胁,美国的贸易逆差一度缩小后又进一步扩大。日元升值虽然没有影响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却使日本的股市、房市和金融市场高度泡沫化,日本人开始大量到海外旅游,购买美国和欧洲的资产。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的内需急剧萎缩。日元基准利率下调至0.5%,,日本国债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但仍然不能启动日本内需。内需不振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企业削减成本的能力,促成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对美贸易更大规模的顺差。

在强烈的国际竞争压力下,欧洲的失业率高居三大经济区域的榜首。因此,欧洲各国政府也被迫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增加公共投资,调低银行利率,以扩大内需。至1992年欧洲各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不得不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与1970年以前相比,欧洲各国的债务数额都有了惊人的上升。

这是世界经济进入萧条期的明显标志:低利率,高负债,低增长率,高失业率。世界经济的萧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特点、时期和表现方式。在美国,经过广场协议后的短暂繁荣,美国经济自1987年股市危机起开始走下坡路,于1990年至1992年期间进入严重萧条。围绕着如何走出萧条,军国主义力量与普通国家力量又一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标志是1992年的总统大选。

参加1992年大选角逐的是现任总统布什和阿肯色州长克林顿。在1988年至1992年的布什任期内,苏联阵营土崩瓦解,冷战对手突然消失,40年多的冷战成果被老布什一手摘走。紧接着,美国又以“零伤亡”打赢了海湾战争。这样,越战失败以来笼罩在美国公众心头的失败感和无力感被一扫而空,老布什不但成了鹰派的英雄,而且被舆论吹捧成美国的民族英雄。因此,老布什追求连任志在必得。对阵的另一方却名不见经传,平民出身,尚未认同或屈服于鹰派的核心决策,主张保护国内市场,削减贸易和财政赤字,增加就业。老布什任期内虽然外交成绩辉煌,但国内经济却由阴转雨,阴雨连绵。因此,克林顿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了大选。克林顿上任后着力加强贸易保护,以强硬的态势与日本、欧洲谈判,汽车战、钢铁战成为报纸的通栏标题。另一方面则是以冷战结束为由,连年削减军费,以减少财政赤字。到克林顿任期结束时,赤字已经大大减少,甚至略有结余了。克林顿是幸运的。在他的任期内,欧洲和日本经济一直低迷萧条,只有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这既归功于克林顿的贸易保护政策,又受益于鹰派的强势美元政策。到第二任期时,美国经济的繁荣主要依靠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的外来资金。日本、欧洲的低利率,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赶到美国,使美国的股票市场一路狂涨,风险投资猛增,从而投资和消费需求强劲,经济繁荣。但是,在鹰派看来,克林顿无疑是个异己分子,必须去之方能后快。于是,克林顿绯闻不断,先是琼斯案,后是莱文斯基案。美国总统私生活检点的不多,放荡的不少。约翰·肯尼迪是出名的花花公子,但却一直被美国公众和历史学家颂扬。为什么单单克林顿的绯闻会成为重大政治新闻呢?这背后就是鹰派的操纵。莱文斯基案的细节十分丰富,令人不能不想到莱文斯基可能是鹰派安插到白宫的一个诱饵。1998年底,国会弹劾克林顿达到高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弹劾活剧就在高潮嘎然而止。与此同时,克林顿批准一项大幅度增加军费的法案(今后10年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3个月以后,美国军队就对南斯拉夫发动轰炸。可以判断,克林顿终于向鹰派低头,两者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有人打趣说,这是用南斯拉夫人的生命去清洗莱文斯基裙子上的血污。在最后二年时间里,克林顿事实上已经成了军国主义集团的傀儡。

2000年大选时,小布什和戈尔角逐总统宝座。小布什对内政外交一无所知,但却出身于富豪圈,有一个当过总统的父亲,是这个军国主义集团的宠儿。他的竞选经费是不但大大超过戈尔,而且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当选的总统。遗憾的是,尽管布什的竞选经费是戈尔的三到四倍,但两人的胜负却要靠最后几十张选票决定,打破了美国选举史上竞选经费与选票大体相应的惯例。据最保守的估计,小布什内阁成员的平均拥有财富达1090万美元。可以判断,这是一个没有得到人民支持的军国主义内阁。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琢磨着如何发动战争。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3月16日报道,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全国安全会议上,布什就下决心出动地面部队攻击伊拉克,以推翻萨达姆政权。正在小布什苦于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时,“9·11”事件发生了。事件当天,美国主要报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报》等纷纷用“美国受到攻击”、“新的珍珠港事件”、“美国处于战争中”等标题报道此事。一般人会很奇怪,这明明是一起大规模恐怖袭击,怎么将它描述成了一场战争呢?其实,这恐怕是军国主义政府迅速利用该事件煽动美国公众的手法。珍珠港事件有另一种解释。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之前,德国横扫欧洲大陆,英国遭到大规模轰炸,苏联亦似乎危在旦夕。日本占领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欧亚大陆眼看着将要被德意日轴心国控制。一旦德意日得手,则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将受到重大损失,美国的势力将被局限在南北美洲。罗斯福政府希望美国能够参战,阻挡轴心国的前进步伐,但美国公众普遍反对参战,继续在做着火中取栗的美梦。为了彻底打退美国公众的反参战情绪,罗斯福听任珍珠港被袭击。事后大量研究表明,罗斯福是早就得到了大量日本可能发动袭击的情报,但却置之一旁。一旦珍珠港被袭,美国群情激奋,参战动员就完成了。与此惊人相似的是,在“9·11”事件后,民主党议员披露了大量证据,表明小布什当局已经得到多方情报,知道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小布什置若罔闻。因此,民主党不断追问:“总统知不知道?”两者所不同的是,听任珍珠港事件发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公益,而听任“9·11”事件发生则是为了军国主义集团的一己私利。前者阻止了法西斯主义的蔓延,而后者是新法西斯主义蔓延的关键步骤。不用说,美国又一次群情激奋。这样,小布什当局就可以撇开联合国,用北约的名义入侵阿富汗;紧接着又撇开北约,撇开法德,冒着促使法德与俄罗斯靠拢的危险入侵伊拉克。

因此可以说,“9·11”事件是军国主义集团打败普通国家集团的转折点。普通国家集团还会不会东山再起?在相当程度上,这将取决于这场侵伊战争。如果对伊作战顺利,军国主义集团将会趾高气扬,小布什可能连任,新的战争又将开局;如果对伊作战失利,则军国主义集团将会被迫消沉一段时间,民主党总统可能上台。问题是,军国主义集团失利后,美元必将崩溃,世界经济萧条必将进一步加深。萧条总是有利于军国主义集团。杰米·卡特在70年代中后期的滞胀中无所作为,新的民主党总统也将被大萧条扫荡。这意味着,无论对伊作战是否顺利,军国主义集团是否还有可能再受抑制,美国军国主义化的大趋势将难以逆转。

四、两极、单极到两极

苏联解体是二战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此后,两极争霸的冷战格局不复存在,各种力量重新组合。

一时间,美国似乎志得意满。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各国新政权不但亲西方,而且亲美。英法德日意各国仍在北约和美日安保条约的束缚下,受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中国经济日益离不开美国市场。非洲和中东地区各国既小且弱,无力对美国构成实质性挑战。拉美本来就是美国的后院。因此,老布什政府踌躇满志,提出美国要成为世界警察,建立世界新秩序。

然而,恰在此时,原西方阵营开始分裂。前面提到,为了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扶植竞争对手,而自身的经济实力则不断衰落。相应地,欧洲各国和日本也能够自觉维护美国盟主的领导。苏联解体后,共同的威胁不复存在,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失衡和冲突越来越严重。当美国以自身经济利益要求欧洲各国和日本利益作用牺牲时,欧日方面的抱怨就越来越多。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虽然一再成为贸易战的受害者,但却缺乏历史反省和大国胸怀,在政治上被亚洲各国孤立,因此不敢有挑战美国的念头。九十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政治越来越向右转,外交战略在摇摆中回到美国的怀抱。欧洲却不然。二战结束后,欧洲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是法德两国的靠拢。从五十年代的煤钢共同体,到欧共体,到九十年代的欧盟,直至欧元的诞生,欧洲告别了相互厮杀的历史,而成为一个日益团结的雄心勃勃的整体。欧洲一体化的动力则是法德两国。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法德两国的自信性日益增强,美国则越来越成为束缚欧洲独立和发展的压迫性力量,欧洲开始要求在军事上摆脱令人窒息的“美国保护”。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前,这种要求似乎既缺乏必要性,又缺乏可行性。苏联解体给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送来了一个重大历史机遇。法德有钱但没枪,俄罗斯有枪却没钱。两者相互需要又近在咫尺,很难不越来越接近。经过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后,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半以上,主要工业产品市场均被西方商品占领,成了靠出口石油、木材和其他原材料过日子的穷国。俄罗斯人渐渐认识到,他们的根本利益就在那几千颗原子弹。但是这些原子弹既不可以拆毁(自残手脚),又不可以出售(有核不扩散条约束缚),保存下去又需要付出高昂的维护成本。怎么办呢?唯一的可能是与需要这些原子弹的国家结盟,即成为法德的保镖。对于法德来说,与苏联结盟对抗美国是不设想的事。不但因为社会制度不同,而且因为苏联强大,一旦与之结盟必将受其辖制。但是,与贫穷而制度相同的俄罗斯结盟就完全可能了。俄国长期以来是欧洲的一员,曾经与西欧大国有过各种结盟。九十年代以来,德法就是俄罗斯的积极放贷人。在放贷过程中,德法已经充分感受到了作为欧洲富翁雇用世界最强悍的保镖的意义。因此,法德俄的进一步接近直至成为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将是未来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同样,由于美国做梦都在想着拆毁、消除这几千颗原子弹,美俄热月就注定是短暂的,而美俄对立则是无法回避的。

美国的战略家们害怕的正是这种前景,因此他们也在一切外交活动中避免、阻碍法德俄接近。然而,在这次侵伊战争中,美国居然促成了法德俄的接近。这一方面说明了美国已经被这个目光短浅、迷信武力的军国主义集团所把持,另一方面也显现出法德俄接近的历史大趋势。中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法德俄接近,但美国拉拢了一大批所谓的“新欧洲”国家,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沉重打击。这种看法恐怕是站在美国当局立场上的浅见。事实上,这次是法德第一次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向美国说不,因而是法德从而欧洲变得更加独立和强硬的历史标志。至于那些“新欧洲国家”,一旦看到法德俄成为自己身边的新强权,是不难做出自己选择的。甚至是美国的“贴身丫头”英国,到时都有可能摇摆转向。毕竟英吉利海峡隔不断远程大炮,而且二战期间英国也已经饱尝德国轰炸机的洗礼。不久以前英国公众还不愿意使用欧元,现在如果投票选择货币,欧元已经有可能胜出。法德俄过去是欧亚大陆相互竞争的老对手,如果这些老对手停止厮杀联合行动,则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前景将被重新格式化。南面的中东和印度,东面的日本,东南方向的中国,西面的英国都将可能处在法德俄结盟的阴影下。

法德俄接近的进程可能会因美国军国主义化而加速。如果此次侵伊战争顺利,美国国内军国主义力量将会增强,对外的侵略性会增长,法德俄的利益会进一步受到损害,它们靠拢的步伐也就会加快。反之,这一进程可能放慢。美国外交的灵活与德法俄各国外交的笨拙是否可能改变这一进程?理论上不是不可能。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由于长期独霸世界政治舞台而变得自以为是,其实力外交的成份大于智慧外交。其它各国则恰恰相反,长期小心谨慎地与美国周旋,变得十分周到而谨慎。俄罗斯的情况稍微特殊一些,苏联解体后一度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充满了幻想,搞不清楚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但是,经过十多年的挫折后,已经渐渐认识美国的真面目,也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其外交变得既灵活务实,又有原则和分寸。

如果上述分析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则意味着世界新的一极正在形成之中。但是,无论是新极的形成,还是旧极的衰落,常常都伴随着战争的血腥。因此可以说,美伊战争将开启新的世界战争时代。在这个时代,任何地区或局部的战争都将伴随着新旧两极争霸,而且每战都可能削弱旧极,加强新极,直至新旧两极力量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中。美苏冷战是稳定的两极,但导致战争的常常是不稳定的两极或多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就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中。德国、日本和美国作为世界新的工业力量崛起,但它们却都没有英国、法国的辽阔殖民地,形成新旧两种力量间的不稳定平衡。一战并未阻挡德国与日本的崛起,亦未阻挡大英帝国的衰落,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再次膨胀,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世界力量格局面临着新的重大调整,美帝国的衰落正如法德俄集团的形成一样不可阻挡,这难道不是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局部战争中孕育吗?

为什么每战都可能削弱旧极,加强新极呢?这是由美国军国主义集团的特点决定的。像其它任何军国主义集团一样,它追求一己之私利,蔑视道义,迷信武力,特别是迷信先进武器。就局部地区战争而言,拥有最先进武器的美国不是不可能获胜。但是,这种胜利将在两方面付出重大代价。在具体战场上,无道义的战争将损失更多的兵力和装备。在国际舞台上,无道义的战争将使人人自危,形成各种有形或无形、长期或短期的反霸联盟,从而提高行使霸权的成本,降低其收益,直至收不抵支,亏损破产。

五、工业文明的末日挣扎

以上我们通过分析二战后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的重大变化,指出了新的战争时代正在到来,新的世界大战正在孕育之中。这一分析基本没有借助其他新因素。也就是说,导致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市场竞争和资本利润制度仍然是孕育新的世界大战的温床。那么未来的世界战争难道就没有什么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吗?

有。新特点还不少。例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降低了争夺殖民地、扶植代理人的必要。但是,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激烈竞争,美、欧分别形成了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区,区间壁垒加高,成为战争的新动因。又如,战争一旦开始就将是全球性的,美洲将第一次遭受大战的蹂躏。

但是,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争夺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将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我们知道,石油是工业文明的血液。然而,从1859年第一桶石油开采起至今,不到150年时间,地球上数亿年时间里积累起来的石油就已经被消耗得所剩无几。据美国石油专家估计,2004年至2008年期间,世界石油生产将达到最高峰。该专家使用的模型曾经准确地预测了美国石油生产在197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因此有相当大的可信性。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则消耗石油资源最多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将不得不面临石油资源的争夺战。在美国独霸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很难不考虑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攫取石油资源,并用石油控制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命脉。但是,无论石油资源如何分布和分配,这一资源都将在未来半个世纪内消耗殆尽。这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汽车将停在家里,高速公路将被闲置废弃,空中旅行将重新变得稀少,巨大的城市可能不再宜人居住。为了保持已有的生活条件,各国和国内各社会阶层都可能会拼命挣扎,以确保自己能够获取日益稀缺的资源。这样,各种层次的战争将全面展开。

有人可能会问,技术进步不是可以找到新的能源吗?核能、太阳能、生物能和风能难道不能代替石油和煤炭吗?我曾经在《石油和美国中东战略》(《读书》杂志,2002年4月)一文中简单分析过新能源的前景。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所有这些新能源都是二战以后早就在被开发利用的能源,但是二战以后美国的全部中东战略仍然是获取那里的石油。为此,美国不惜投入远远超过新能源开发费用的军费,不惜重金扶植一个遭世界各国谴责的恐怖主义国家——以色列,不惜挑起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我的结论是,从性能价格比看,石油作为能源和原材料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这种资源的耗竭必将使目前已经达到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在这个强权横行、两极分化、人人利己的世界上,这种降低过程必将伴随着一场场的战争。考虑到战争的非理性、非线性进程,考虑到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的运用,未来战争甚至有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

从历史长程看,工业文明如同人类突然找到了一种可以使自己兴奋得进入天堂的毒品,形成了一种吸毒机制。吸食毒品越多,自我感觉越良好,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活力,但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毒品剂量。为了获取毒品,强势吸毒国家到处发现毒源,设立毒品加工厂,使世界各地都染上毒瘾。在吸毒量能够不断增长时,各毒邦大体相安无事,毒邦内部也能建立利益分配的金字塔秩序。当吸毒量不断萎缩时,毒邦内部和各毒邦间都将发生火拼。石油则是其中最为价廉物美的毒品。但是,短期吸毒的代价是长期死亡。在5000年人类历史上,150年只是短短一瞬,相当于一位20岁青年的6个月青春期。这位青年本来可以长命百岁,但由于这6个月的放纵吸毒,从五脏六腑到神经毛发无一不兴奋膨胀,身体各器官相互争夺资源,畸形裂变而死。

实际上,工业文明不但将迅速耗竭资源,而且还严重地破坏着生态环境,使森林减少、土壤沙化、空气和水污染。环境问题也许不象资源问题那么紧迫,但从长期来看,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威胁更加严重。发达国家不仅掠夺世界各地的资源,而且还将高污染工业和垃圾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可以想见,环境问题也可能成为未来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也是工业文明的末日挣扎。

六、政治文化日趋堕落

就在人类最需要想象力、创造力和克制力,以摆脱工业文明的毒瘾,转入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之际,各国领导集团却都日趋浅薄和堕落,政治文化日益被商业文化所浸染,政治决策越来越像威尼斯商人的交易。

自私、贪婪和纵欲的商业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入人心。按照欧洲中心论的说法,资本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然而,文艺复兴的要害恰恰在于否定人的自我克制的必要性、合理性与可行性,提倡放纵欲望,追逐私利;否定并嘲讽人的精神需要,肯定并高扬人的物欲需要。相对于中世纪神学否定物欲,否定现世人生而言,文艺复兴的确有其合理性。但是,文艺复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否定神权的同时,否定了任何普通人都存在的“神性”,即超越和克制自身、当下、物质利益,而追求长远、整体、精神利益的特性,从而将人混同于一般动物,将人的兽性当成人性,开创了既充满来自兽性的活力,又充满来自兽性的残酷和野蛮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古代哲学很好地处理了人的神性与兽性的关系。人来自兽,人有兽性。吃喝拉撒睡和性活动,这都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因而是兽性。人与兽之不同,在于人能够有理性,有克制,能够用长远的、整体的利益来克制当下的、一己的利益。人不可能摆脱兽性,其实同样不可能摆脱理性、从而神性。兽只管一顿吃饱喝足就可以了,人却能够也必须追求长远的吃饱喝足,兽可以独存,人却必须与他人分工合作生活于一个社会之中,这就决定了人与兽的不同。由于认识到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存在,人不仅逐渐认识到克制与合作的需要,还体会到了克制与合作带来的自信心的增强、友谊的温暖和精神的愉悦,神性就逐渐占了上锋,主导了兽性,人逐渐从自在存在变成了自为存在,这时候人才成为人。

文艺复兴似乎也强调理性,但那只是工具理性,服务于人的兽性的欲望。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都是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各样各样的武器都杀死他人而保存自己。因此,从否认“人的神性”的文艺复兴论者看来,这个充斥着计算机、电话、汽车、飞机和原子弹的世界其实竟然是一个动物世界。正是这种哲学衍生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战争、大规模屠杀、集体营、原子弹和细菌战;也是这种哲学,导致了今日世界的兽性膨胀、纵欲无度,导致了两极分化、资源枯竭和环境危机。

文艺复兴的兽性思潮从当初的萌芽到今日的泛滥经历了长达500多年的历史,其历史合理性逐渐丧失,而其反动性、破坏性和毁灭性却越来越令人担心。在这500年里,这股兽性思潮虽然不断壮大,被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曼德威尔、亚当·斯密、斯宾塞、弗洛伊德、哈耶克等人当作论证的哲学基础,也得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甚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呼应(恶是历史前进的杠杆),但是并非全无阻挡。例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人人可以因信称义,将人的精神性追求与教会的糜烂腐朽剥离开来,在批评教会、教士的同时,保留了人与上帝直接沟通的能力和权力,即保留了人对超越性事物的认识和追求。又如影响法国大革命的卢梭的平等追求,他的《爱弥尔》、《忏悔录》等。再如,大量的文艺作品总是揭露商业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呼唤良心的复苏,无论是莎士比亚、雨果,或是托尔斯泰、泰戈尔,还是马克·吐温、卓别林。当然,更重要的是来自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观和每个人内心的人性追求对这种物欲化潮流的自发抵制。

当然,由于兽性思潮与市场经济的契合,由于兽性思潮对于工业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些来自道德和良知的抵挡都显得软弱无力。到20世纪初期马克斯·韦伯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兽性思潮已经统治了西方,也统治了全球:“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随后就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次大战后,由于战争的残酷,也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西方大国的统治精英们终于懂得了团结和克制的必要,一度不再奉行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再对内残酷剥削工人,对外掠夺市场、殖民侵略,美、欧、日都出现了一批有远见的政治家。但是,好景不长。一方面,市场竞争虽然受到一定抑制,但仍然是西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机制,因而竞争再度激化。另一方面,亲历过战争的老政治家们纷纷上天堂或地狱,战后繁荣期成长起来的“垮掉的一代”开始主持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西方主流文化在六十年代遭到反主流文化的颠覆后,传统宗教进一步衰落,极时行乐主义横行天下。结果,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的堕落,另一方面是反映社会下层需要的各种新生小宗教十分活跃。小布什、布莱尔无非是这种堕落的政治文化的两个代表。

七、人类还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分析至此,寒意越来越深地盘踞在我的心头。以目前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各国统治结构及政治人物的现状而论,我看不到可以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力量。

但是,这并不是说普通人民就只能无所作为,只听任今后被本国政府征召,成为勇敢或怯懦的炮灰。这次全球反战运动的规模之大、爆发速度之快、组织有机化程度之高、理论准备之好都出乎我的意料。反战运动虽然并未阻挡美国的战车,但减缓了战车的速度,降低了战车的性能,给美国军国主义集团的上了一次生动的道义课,也给世界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保卫和平增添了信心。

同样,只要人民反战运动深入下去,壮大起来,那么即使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至少可以延缓其到来,降低其烈度,减少其危害,加速其结束,并且能够为战后建设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全球社会奠定政治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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