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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谈竞争经济学:投机、赌博和市场经济
日期:2013-08-23 10:21:31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市场经济的最核心处是赌博。善良的人常常不懂得这一点,也不愿意懂得这一点。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拉斯维加斯能够靠赌博业繁荣。实际上赌场一定程度上是日常交易的心理训练场,能够在赌场上面对骤富骤贫者,也能够在日常交易中面对成功与失败;赌场还是在谈判中交替运用进逼

  编者按:本文选自韩德强老师著作《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的第16部分。本文标题及文中字体为编者所加。

  二十三、为什么集中行业的利润率并不太高?

  萨缪尔森写道:“高价格的结果是寡头产业经常(但不总是)能有异乎寻常的利润。在很多情况下,高度集中的烟草业和制药业的超额利润总是被当作政治攻击的目标。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集中行业的利润率比非集中行业并高不了多少。这一结果是令人惊奇的。而对于那些希望得出最大的公司赢得最大的利润这一结果的人来说,这无疑给他们对大企业的批评造成了很大的困惑。”(第140-141页)

  其实,只有那些肤浅的批评者才存在此类困惑。不错,例如微软公司1999年的资产总额为224亿美元,营业收入为145亿美元,其利润为45亿美元,似乎其资产利润率并没有高得出奇,其总经营成本高达100亿美元,净成本利润率45%,与10000%的毛利润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是,如果看一下微软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以发现,微软公司的有形资产并不多,它的庞大的资产总额是由于微软股票升值上千倍带来的。设想微软公司是一家不发行股票的私人公司,则其资产利润率就将高达5000%左右,利润将全部为比尔盖茨一人所有。由于股票发行,假设盖茨只占微软股权的1/3,盖茨现在只能享受15亿美元利润。但是盖茨并不亏。首先是资产评估时加入了无形资产成份,盖次拥有的软件专利及市场前景使实际上也许只有500万美元有形资产(含及技术人员价值)的微软公司被评估为2500万美元。由于评估低于市场预期,股票得以高溢价发行,例如溢价100,盖茨在出售其2/3股权又净得16.7亿美元,其自身拥有的1/3股权价值则膨胀至8.3亿美元。上市后股价继续狂涨至原始价的上千倍,盖茨的个人资产也就膨胀至83亿美元。就这样,极高的资产利润率被极大地稀释了,巨额利润被盖茨、原始股股东、基金、庄家、跟风散户瓜分了。

  由于发行股票,微软获得了巨额资金,这笔资金被投向与软件无关房地产、钢铁、电信等产业,这些产业的利润率远远不及微软主业,这些非软件企业可能构成微软总经营成本的主要成分,却是微软利润的次要成份。这可能是微软总经营成本上升的第一原因。在主业上,微软本来只需要有一支很小的技术队伍维持视窗的版本升级,所费不多,但为了向市场表明微软对主业的重视,微软可能会用高薪招慕一支庞大的技术队伍,使之成为技术神话的载体,这样主业的成本也将比当年视窗第一版的开发费用高无数倍,成为总经营成本上升的第二原因。随着微软把手伸向浏览器及其他互联网软件,引起越来越多的法律纠纷,法律及公共关系费用日益突出,律师、法官、白宫人士、议员、游说人士、媒体也进入微软的支出清单,使其利润进一步遭到侵蚀,成为总经营成本上升的第三原因。巨额收入不仅使微软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也使其内部事务日益繁多,因此管理层不断膨胀,管理费用不断上升。副总裁们的薪水以千万美元计,而盖茨自己也奢华无度,例如购买专机,开豪华派对,邀请华盛顿政要和华尔街大亨们吃喝玩乐,这些都打入成本,成为总经营成本上升的第四原因。

  如果把上述这些原因都剔除,则经营收入也许会下降至100亿美元,但利润却可能会上升至90亿美元甚至更多。问题是,盖茨一个人要独享这巨额利润是很困难的。如果盖茨不通过种种方式结交金融界、媒体和政要,完全可能有一场公众声讨在等待着盖茨。也许某家报纸或电视台首先发难,指责视窗定价过高,掠夺公众,紧接着以视窗软件具有高度外部性为名,众参两院立法对视窗进行价格管制,华尔街的大亨们袖手旁观,白宫人士向盖茨一耸双肩表示爱莫能助。或者一场抵制视窗,使用Linux的运动从美国发端,席卷全球。而这时微软内部祸起萧墙,感到分赃不均的高级经理们挺身而出揭发微软黑幕,而技术人员则要求要分享专利收益,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微软霸占他们的知识产权。这样,比尔·盖茨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事实上,由于盖茨是暴发户,还没有来得及在华盛顿构筑好政治代理体系,也缺乏与媒体巨头的良好沟通,当网景公司状告微软利用视窗的垄断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时,盖茨就显得应对乏力,最后不得不取消捆绑浏览器计划。但是“祸兮福之所倚”,通过与网景一战,盖茨已经懂得了华盛顿的重要性,开始系统营建自己的政治和舆论保护网,专栏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名记者、大报主编、媒体老板,参、众议员、总统、部长及其秘书随员、政党竞选班子成员,还有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这些有头脸的人物都是必须笼络的

  笼络需要消耗利润,但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垄断公司在消费者面前是强者,但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中,却不见得是强者,因此必须充分地浸润上层政治生态,才能确保自身的长远利益。说到底,是专利法(社会强权)赋予微软以巨额利润,而社会强权是由政治生态所确立和变动的。

  不错,垄断性公司本身是社会强权的组成部分,但它只有在与其他强权的互动中才有保持自身的强权地位。例如,最近美国烟草公司面临着一场反烟草社会运动的严重威胁。我们知道,一百多年来,烟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一直在获取着超额垄断利润,给社会带来巨额的医疗费用,并造成吸烟者的早亡。但受害者一直没有能够组织起来,提供确切详尽的资料,也没有得力的律师为之辩护,所以烟草公司一直能够为所欲为。但现在受害者组织得非常严密,2000年佛罗里达州一陪审团裁定烟草企业应向因吸烟患病者赔偿1450亿美元。烟草企业慌了手脚,5家美国烟草公司中的3家于2001年5月7日表示,无论上诉结果如何,他们都将向原告支付7.1亿美元,以缓和反烟草运动的攻势,争取社会舆论同情,争取主动权。当社会运动使公司力量处于相对劣势时,例如五、六十年代社会运动高涨,工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在政治生态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时,大老板们就必须交纳最高达70%-98%的累进所得税,而且不能随意解雇工人,不能随意制定工资政策。在北欧国家,迄今为止,情况大体依然如此,虽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已经有所削弱。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垄断公司的确在获取着巨额利润,只是这部分利润被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所分享,并且成为垄断性公司的巨大政治影响的源泉。因此,要使垄断性公司服务于社会大众利益,唯一的可能性也只有靠民主政治框架组织社会运动,改变对垄断性公司有利的政治生态。

  二十四、投机、赌博和市场经济

  在中国传统心理中,投机是一个贬义词。然而在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投机被分成了两类:理想的投机和不理想的投机。(第157页)“通过将商品从数量丰盛的时期转移到数量稀缺的时期,投机商在商品价格和边际效用低的市场购进,又在价格和边际效用高的地方卖出。投机商们在追求他们私人利益(利润)的同时,提高了公共经济福利(总效用)。”(第156页)因此,“理想的投机市场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为此,萨缪尔森举农产品的收获期的低价和第二年青黄不接时的高价为例,论证投机商起到了平抑市场物价的作用。

  问题是,这一季节差价农民们都知道,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赚这个差价,而非要让投机商来赚?我们知道,一些农民吃了上顿没下顿,顾得了眼前顾不了将来,他们等着出售收获的粮食归还上年所欠债务,购置必要的工具和生活用品,就只能在谷贱时出售。而投机商则有余钱购买和储藏谷物。也就是说,当投机商购买到低价谷物时,实际上是在利用农民的弱势地位侵占农民利益。第二年,青黄不接,投机商又利用农民的肚子需要抬高价格,再一次侵害农民利益。这一进一出,投机商赚得盆满钵满,而农民却可能沦落破产。叶圣陶先生的名作《多收了三五斗》说得就是投机商怎样加速中国农民的破产,土地的集中和农村的凋敝。这显然不是一幅提高公共经济福利的图景,而是投机商损害多数人利益的图景。
 

  叶圣陶先生的名作《多收了三五斗》说得就是投机商怎样加速中国农民的破产,土地的集中和农村的凋敝。这显然不是一幅提高公共经济福利的图景,而是投机商损害多数人利益的图景。
 

  有人可能会说,假设没有投机商,在谷物丰收时,农民急于出售,而投机商购买力量不介入,谷物价格可能会更低;谷物短缺时,农民急于购买,但没有投机商释放存货,谷物价格可能会更高。因此投机商还是平抑了物价,有利于农民。其实不然。农民本来有可能通过互利合作来平抑季节差价,正如农民日常生活中经常相互借用日常生活用具以降低生活费用一样,这种相互帮助可以是友好的,非赢利的。自给有余的强者本来有可能将粮食或现金无偿或低偿借给弱者,现在有了投机商,强者更愿意把粮食卖给投机商,把钱贷给投机商。也就是说投机商使农村相互帮助的机会成本增加了,从而破坏了农村的自我稳定机制,加速了农村内部的弱肉强食进程。

  这就是理想的投机所造成的社会结果,少数人聚敛起多数人的财富,少数人的福利值增长,而多数人的福利值却可能下降。如果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是平等的,少数的快乐将抵消不了多数人的悲伤,少数人的福利也抵消不了多数人的福利,则社会总福利将呈下降趋势。不仅如此,随着农民自己的土地落入到地主或投机商的手中,劳动力不能被配置以劳动资料,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将下降,社会总产出将降低。

  在萨缪尔森那里,理想的投机等同于完全竞争,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我想他应该知道,理想的投机往往很快发展为非理想的投机,其现象不是低进高出,而是追涨杀跌,不是平抑价格,而是使价格大起大落。如果说理想的投机已经可以加速社会两极分化,那么非理想的投机更是千百倍地加速社会两极分化。

  最典型的非理想投机是在股票市场上。当中国学者论证股票市场的合理性时,一般都举出这样二个理由,一是可以为大规模生产筹集资金,二是可以通过股票价格的涨落反映企业经营的好坏,从而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百业萧条,股市独秀。上市公司筹集来的资金主要并未用于生产建设项目,而是通过各种渠道重返股市,在股市上赚取远高于实际项目经营的利润。股票的价格与企业经营的好坏并不相干,只要有庄家看中,有题材或可造题材进行炒作,股价就能青云直上,当庄家弃之而去时,众多散户高位接盘却支撑不住股价高台跳水。中国股市如此,纽约股市也一样。就在各国经济纷纷陷入萧条,大量资本无处可去之时,纽约股市却屡创新高。投资人发现,只有在追涨杀跌的股市上才有可观的利润,只要保持涌入股市的资金大于流于股市的资金,炒作股票的收益就大于风险。然而,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食利层吸噬越来越小的实物经济,全球经济进一步萎缩,直至崩溃。

  事实上,不仅证券市场高度投机化,甚至连经营实物生产的企业行为也已经越来越投机化。许多项目建成之时,就是市场价格一落千丈之时,于是大片的厂房设备成为市场投机的牺牲品。与此相似,随着到第三世界各国投资越来越方便、安全,美、欧、日各国的许多工业城被废弃。一年多以前,当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处于巅峰时,来自美国的资金在全世界各地烧起了新经济的大火,然而转瞬间股市崩溃,大多数公司刚刚启动,就不得不关闭,一批批刚出校门的学生被风险资金的大火烧成新经济英雄,转眼间又灰飞烟灭。在一个高度投机的经济中,从事着实物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就很可能被巨大的外部力量推上业绩的峰巅或推下灾难的深渊,或者是外汇剧烈波动,或者利率剧烈波动,或者是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或者是股市剧烈波动。如果不具备投机意识,突然登上业绩峰巅者,会将成绩看作是自己才智的发挥,从而埋下过度扩张的祸根;突然落入灾难深渊者,往往捶胸顿足束手无策,从而一蹶不振,淘汰出局。

  事实上,每一次讨价还价都是一次投机。谈判高手们知道,要使价格对己方有利,不仅需要事先调查了解相关信息,知己知彼,更需要判断对方的意图,并就对方的意图进行投机。这情形颇似一种名叫抓沙蟹的赌博。双方各发五张牌,其中第二张是暗的,其余是明的。在暗牌发出后,一方即开始下注,其它方跟注,或反加注。牌发至第四、五张时,双方明牌的实力已经清楚,下的注也越来越高。如果某方自认实力不行,则可以认输退出,所下注即归别人所有。如果这一过程中其他人都退出,则胜方可以免亮暗牌。否则,需要摊牌决定,以谁能凑对、凑顺,以及对和顺的大小来决定胜负。胜者可以将所有的赌注揽为己有。在这里,调查了解谈判对手的信息相当于搞清楚四张明牌,对方总会有一些核心信息无法了解到,即暗牌。最后出价,相当于摊牌。作为买方出价不当,还价过低,对方拂袖而去,买卖做不成,自己又需要重新进行另一笔交易,又要支付信息收集和谈判成本。如果这时不肯离开谈判桌,则明摆着向卖方示弱,卖方可以索取高价。还价过高,则吃了亏都不知道。如果一方在无数笔交易中能以90%的正确概率判断对方实力和意图,则能逐渐致富;否则就会家道中落。对于在超级市场购物的人来说,可能不懂得价格的核心。但是,对于商店、企业的采购员和供应商,律师和当事人,经纪人和歌星影星,保险商、银行家、投资者和经理人员来说,如果不清楚这一游戏规则,则他们肯定不能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获得利润、晋升或奖金。

  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最核心处是赌博。善良的人常常不懂得这一点,也不愿意懂得这一点。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拉斯维加斯能够靠赌博业繁荣。实际上赌场一定程度上是日常交易的心理训练场,能够在赌场上面对骤富骤贫者,也能够在日常交易中面对成功与失败;赌场还是在谈判中交替运用进逼、退让、胁迫、伪装的技巧训练场,有丰富赌博经验者,更能坚持己方价格,迫使对方接受。反之亦然。

  市场经济是战争经济,战争必然是具有高度风险的,因而市场经济必然是与高度风险相伴的高度投机化、赌博化。反过来也可以说,投机的真正意义是战争,投机的成败就是战争的成败,输赢都可以在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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