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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改革为何走进死胡同?
日期:2012-10-12 02:57:08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需要回归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者越具有这种精神,就越能发扬民主,越能够动员群众。相反,领导者越自私自利,就越害怕民主,越脱离群众。

韩德强:改革为何走进死胡同? 

  10月10日,人民网发表署名公方彬的文章称,不改革死路一条。同时又承认,为什么不改革,是因为“担心政治民主最终与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相冲突,危及执政权”。也就是说,改革是找死。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一句口头禅。由人民网发文承认这个两难困境,还是头一遭。换句话说,上上下下都承认,改革走进了死胡同。

  公方彬出来了,他说有办法可以破解这个困境,走出死胡同。什么办法呢?只要将旧政治观改成新政治观,问题就解决了。什么是新政治观呢?民主政治观,现代政治观,西方政治观。

  明白了,还是要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变成西方政治体制,不是什么新方子。101年前的辛亥革命先贤们就是这么想的。想不到,推翻了旧体制,迎来了国家分裂、北洋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列强拉一派打一派的新体制。前苏联也用的是个方子,迎来的也是苏联解体、社会动荡、卢布贬值8万倍、金融寡头掌握国家命运、外国资本廉价收购苏联资产。

  这不就是找死吗?

  不想找死,不愿等死,只有一条出路,严厉整肃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实现共同富裕,回归为人民服务宗旨,回归毛泽东思想。这也就是重庆模式。

  显然,公方彬们不愿意选择重庆模式。所以,他的分析矛盾百出。他承认,“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巨大发展的情况下,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相反社会矛盾大量积聚,冲突燃点不断下降”。什么原因呢?地球人都知道,这三十多年来提倡“一切向钱看”、鼓吹“党员也是人”,加上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造成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官商勾结、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才会越来越严重,改革才会走进死胡同。

  但公方彬则援引马克思的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经济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得适应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现实,树立新政治观,搞西方型的多党政治、民主政治。

  和公方彬完全相反,一些老同志也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认为应该改变的不是上层建筑,而是经济基础,应该恢复完全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显然,这种观点也并不现实。

  现实如何?现实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半,认识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重庆模式并没有消灭私有制,也没有搞计划经济,而是鼓励“国进民也进”,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就需要重庆有一支特别能受制度约束、特别经得起腐蚀的干部队伍,这就必须要“唱红打黑”。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新政治观,才是真正的新执政观。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需要回归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领导者越具有这种精神,就越能发扬民主,越能够动员群众。相反,领导者越自私自利,就越害怕民主,越脱离群众。毛泽东之所以敢号召人民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手段,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就因为他自身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公方彬还是愿意承认的:“共产党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宁说过,没有民主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对于一个没有自己利益且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其存在的理由和强大号召力就来自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坚持了民主。”但是,公方彬不敢进一步指出,现在,各级党的干部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自身利益,已经不再具有先进性,所以,也就害怕民主了。

  公方彬以新政治观立论,“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观。由于不同政党或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对政治的解读并不相同,因此政治观也存在着差异,站在新政治观的角度认识问题,政治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概括。”

  也就是说,公方彬承认,新政治观是利益政治观。一旦是利益政治,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较量与制衡。政治就与道德无关,与信仰无关,与为人民服务无关。说得更直白一些,公方彬大概会说:什么“为人民服务”?还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

  果然如此,则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的合法性就立刻丧失。为什么一党执政还有合法性?因为这个党承诺没有自身利益,只是为人民服务。用西方政治思想来解读,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长期执政,这不是现代政治,这是古典政治,是圣贤政治,是哲学王政治。

  对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体制从根本上是为民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为民政治的执政合法性,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孔子强调,“政者,正也”。政治的政,是正确之正。这样,社会才能道德昌明,人民才会安居乐业。而现代政治强调政治无道德,价值多元化,造成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贫贱则移,富贵必淫,人心躁动,杀亲灭友之类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

  我们党是从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党。尽管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文化,锻造的是仁义之师,实行的是为民政治,但是,在学理上却用西方的语言作包装,也存在强烈的民主迷信。焦裕禄式的好领导,其实是亲民爱民,深入民众,为民服务,却被说成是民主领导。结果,事情是为民政治干的,原因却被归结为民主作风,甚至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如此沿袭下来,以致公方彬一类的不明就里的党内书虫,从相信社会主义民主,到相信西方民主,形成强烈的民主迷信。

  公方彬的幼稚还表现在,主观上想分清楚革命与执政两种心态,实际上正好把革命和执政颠倒过来。民主与革命,两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法国大革命本来只是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一步跨过去就成了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本来也只是争取民主的运动,一步跨过去就成了武化大革命。近来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其实本是争取民主的运动。所以,公方彬以为他提出了新政治观,可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不至于找死。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公方彬其实只是急于找死而不知死在眼前的糊涂虫,想好好执政却引来政权颠覆的政治白痴。

  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就在事实上和心态上都是执政党了,其标志就是“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挂到了每一级的政府大楼上。重庆模式无非就照着做了,就取得了民众的热烈拥护。别的地方干部既想捂住自己的腰包,还想保住自己的位置,无论用什么样的新政治观作包装,都免不了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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