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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略论混合经济、政治、文化体制
日期:2012-10-31 21:31:58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一个方案的失败了,还来不及总结经验教训,就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新的方案又粉墨登场,以历史的潮流或必然性的名义影响公众,耸动视听。如此循环往复。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更多地懂得借鉴对立面的合理性呢?

摘要:由于内忧外患,近代中国充满着急切的争执,所有方案还来不及酝酿成熟就登上了历史的实验台。一个方案的失败了,还来不及总结经验教训,就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新的方案又粉墨登场,以历史的潮流或必然性的名义影响公众,耸动视听。如此循环往复。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更多地懂得借鉴对立面的合理性呢?

2006年4月27日修订稿(征求意见稿)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总量上的确取得了显著增长,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自主创新能力弱化,对外依存度过高,产业的国际依附性日益增强;产业的地区布局越来越失衡,内地依附沿海,成为资源和劳动力的储备地区,差距还在继续拉大。更加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指标与社会发展指数之间出现负相关,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越来越多的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

正是这种现实,引发了对改革的方向和中国前途的大争论,也引起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关系的大争论。参与争论的各方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能否重建新的共识,既关系到如何评价过去二十多年改革的成败得失,又关系到未来中国的走向,关系到执政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十三亿人民的福祉和命运,意义重大。

我认为,争论各方的分歧并不在对目前问题的诊断上,而是形成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出路上,是在目标模式上。“资改派”以私有制、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为目标,“社改派”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和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领导为目标模式。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的立场问题。“资改派”指责后者只考虑工农利益,要回到过去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老路上去,狭窄偏执;“社改派”指责前者只考虑官、产、学、媒的精英利益,要搞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反党反人民。“资改派”指责执政党专制自为,“社改派”指责共产党违背宗旨,不再为人民服务。“资改派”希望改变政治体制,实行多党竞选;“社改派”在逻辑上希望共产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实际操作上也往往设想党内分权制衡。双方各有自己的理论资源,各有相应的历史依据,各有自己的听众群,在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上都可以形成尖锐对立的观点。由此甚至可以判断,不但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社会也已经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这种情况,却最符合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地位决定感情、立场和理论观点。

在这场争论中,执政党在哪里?或许倾向“资改派”。面对质疑和争论,“资改派”的代表人物高尚全自知不能靠说理取胜——这是他比张维迎高明的地方,于是请求执政党出面来压制争论,为他们的改革目标保驾护航。

但是,执政党是不是也在犹豫呢?执政党的改革目标是否就真是高尚全他们的目标呢?似乎也不见得。因为,按照他们的设想,共产党不但应该分成两派,而且恐怕应该成为多党竞争中的一党。或者,应该与时俱进,改变共产党的名称,以符合党的实际政策取向。这才符合他们理想中的英美的社会模式,才实现了改革的目标。

同样重要的是,“社改派”代表着执政党的历史和理论,是共产党可以一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社改派”置之不理,则执政党将既没有自由主义者所希望的社会契约型的合法性,又丧失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历史的合法性,执政地位同样也岌岌可危。

因此,面对两派的争论,执政党的犹豫是显而易见的。以小人之心度之,这意味着要执政党放弃现成的政治权力,怎么可能呢?以君子之心度之,执政党之所以愿意部分接受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改革,并非是为了重走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国的富裕和强大,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过去执政党也许并不清楚高尚全他们的目标是美国化,是殖民地资本主义的老路,现在清楚了,也许就会分道扬镳了。退一万步说,即使执政党真相信美国式政改是中国的出路,愿意为了人民利益而放弃政权,未来的多党竞选机制是否就适合一个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会造成社会动荡、国家分裂,落到“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还真是很难逆料。

但是,如果接受“社改派”的主张,搞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又会意味着承认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方向性错误,否定改革开放的许多成果和政策,特别是否定国企私有化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检讨引进外资和加入WTO政策的得失,得罪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和拥护者,也可能使政权不稳。

左右为难之下,执政党怎么表态都不容易。

出路何在?或许在于两派之间,探索一个混合经济、政治、文化体制。

一、混合经济体制的理论定位

其实,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教材都承认,带头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其经济体制是也混合经济体制,既有市场、又有计划。计划和市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相互增强。正是市场竞争的加剧,迫使企业走上降低成本、扩大产量的规模经济之路,形成巨大的垄断型企业,要求政府进行反垄断控制。正是市场内在的两极分化趋势,要求政府开征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正是市场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要求政府进行反周期调控。正是落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弱势,要求政府集中国家力量研发核心技术和生产关键工业产品,以建立自主技术和工业体系。正是自由贸易导致本国产业衰落,要求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去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正是失业率上升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要求政府建立失业救济金制度,并采取宏观经济措施启动内需,扩大就业。正是竞争性的货币造成巨大的汇率和利率风险,要求货币的统一和稳定。正是银行竞争的风险加大,要求政府加强对银行的监控,提供储蓄保险。正是食品、药品等企业的市场竞争,要求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生产规范,要求政府建立执法队伍,以有形之手去握住市场的无形之手。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有波动地上升,即使受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仍然是世纪初的四倍左右。“小政府、大社会”只是美国建国初期的理想,到了20世纪就演化为“大政府、大社会”的现实。因此,即使真以美国的经济体制作为目标模式,也是混合经济体制,而绝不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

严格地说,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经济体制不是混合经济体制。十月革命后,列宁不得不向市场让步,搞新经济政策。即使斯大林时期,市场成份也并非杜绝。货币没有消失,商品没有消失,生活资料私有制没有消失,市场就不可能消失。而要消灭商品货币,看来只有彻底实现“两个决裂”才能实现。由于私有意识不简单来源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和人的物质性感受相关,完全消灭私有意识恐怕在长远来看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未来可以想象的理想社会中亦将存在一定程度的尊重自主性和自发性的市场成份。

最崇尚放任自由市场的国家不得不有计划,最崇尚计划经济的国家不得不有市场,这说明,混合经济体制才是唯一现实的经济体制。各国经济体制的差异,在于计划与市场何为主导,何为从属;主导到何种程度,从属到何种程度;更进一步,在于指导思想上,是崇尚计划,还是崇尚市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先是经历了计划崇拜,接着又经历了市场崇拜。现在,应该到了承认两者各自优点和局限性,从而建立一个混合经济体制的时候了。

当然,经历过并不等于反思过。高尚全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可笑现象,例如买一个打字机还得坐火车到北京审批,他对计划经济的反感情有可原。但是,高尚全也应该懂得,他所经历的现象也许可以称为审批经济或指令经济。真正合理的计划经济我们可能还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的潜力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过。宜家家居卖什么?卖设计和质量,卖生产经营方案,一句话,卖计划。正是靠这套复杂精致的、一直标准化到每一颗螺丝钉的计划,宜家家居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效率,实现最大限度的利润回报。一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应该以国土整治和技术创新为基础。经济计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各产业、各领域都有一大批真正的专家群。可是,这一切,高尚全可能也不一定明白。

另一方面,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放任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可以最优配置资源的神话基本上破灭了,反对者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取消市场经济了,正如高尚全有足够的理由反对计划经济一样。但是,反对者也可能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真正价值,不知道承认并利用市场机制。市场与人的自利性相关,与人的局限性相关。只要人的思想觉悟没有达到“世界历史的人”的地步,市场机制就有鼓励人的自主性和自发性的价值,从而有鼓励技术创新的价值。

如果市场和计划能够有机结合,那么计划的整体、严密与市场的自主、创新就可以各自发挥其优势而避免其局限性,使经济运行的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协调起来,这将是混合经济体制的最优状态。

遗憾的是,多年以来,由于我们缺乏混合经济体制的想象能力,把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当作改革的目标模式,在经济政策上有许多失当之处。对此,我曾有专文分析。有意者可到网上查阅:《排除新自由主义干扰,完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体制》。

二、混合经济体制要求混合政治体制

在老一辈领导人中,陈云是主张混合经济体制的。但是,经济理论界两派都对此不以为然。“社改派”认为,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存在,就必然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会冲击计划经济,破坏国有企业,腐蚀党的干部队伍。五十年代初新民主主义时期实行的就是混合经济体制,但怎么样呢?资本家以种种手法利用、破坏加工订货的国家计划,谋取私利,腐蚀干部,最后不得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资改派”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符合人的自私性,产权不清晰,预算软约束,是无人负责的大锅饭、养懒汉体制,公平有余,效率不足。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什么地方破除公有制比较自觉、比较彻底,什么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快。

因此,重提混合经济体制,就必须认真回应上述两种批评。

混合经济体制会给权钱勾结提供土壤,这是事实。但是,只要党的领导层信仰坚定,不受腐蚀,为广大干部作好榜样,同时能够制定并实施严密的纪律和法律来约束干部,那么腐败问题完全可以控制在一个极小的程度上,至少是可以被广大群众接受的程度上。用消灭土壤的方式来保证干部的廉洁,事实证明,也并没有成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权钱勾结的土壤不存在了,但是干部仍然可以用山头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私心的存在,造成诸多的问题,迫使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来约束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强烈逆反情绪。所以,关键不在于群众,关键在干部;关键不在基层,在高层。只要党的高层领导能够重建信仰,混合经济体制是有可能健康运转的。

“资改派”的批评也显然有失简单化。人性固然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也有无私利他的一面。如果“资改派”的批评可以成立,那么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就会变得不可思议。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公心,抑制了人们的私心,其组织效率在理论上将远胜于私有组织的效率,在实践上也如此。战争年代,国民党内部,四大家族产权明晰,所以国民党不团结。共产党内部,一切产权关系都模糊,甚至羞提产权,但是团结一心。建设时期的前三十年,由于国有企业、院校、研究机构的干部和职工没有产权意识,所以重大的科研成果捷报频传,钢铁、煤炭、石油、机械、电子、船舶、核工业、航空航天、载重汽车都有长足进展。改革开放固然有效地以私心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经济的微观效率。但也不要忘了,被调动起来的私心也有巨大的破坏性,造成党的组织大面积腐败,降低了经济运行的宏观效率,损害了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技术、追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能力。“资改派”如果不承认这些事实,显然就有失理性之名。

所以,理论上回应这两种批评并不难,难的是实践上回应。因为,这两种批评各有一部分道理,各有一部分经验事实作依据,各有清晰的阶级基础。“社改派”理论家的阶级基础是工人农民,“资改派”理论家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所以,在实践中都有足够的社会动力。

混合经济体制的阶级基础在哪里?谁有资格来决定在什么领域、什么程度、什么产业、什么地区、什么层次适用什么所有制和经济机制?单纯依靠议会化、日常化、民主化的阶级斗争吗?工人阶级也许要求在绝大部分领域实行公有制,资产阶级也许要求在绝大部分领域实行私有制。如果不受到宪法和仲裁力量的约束,日常化的阶级斗争将使两大阶级的力量此消彼长、物极必反,轮流控制政权,混合经济体制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翻烧饼”的体制,造成经济活动的巨大不确定性。

所以,当1992年执政党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混合经济体制想象空间的体制时,两派“一中各表”。“社改派”读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资改派”读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改派”想着有朝一日回到正宗的社会主义,废除市场经济,而“资改派”想着有朝一日废除社会主义,搞正宗的、当然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执政党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此后的实践来看,执政党是跟着“资改派”思想走了。这说明,执政党并没有完整、独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构想。

正因为一个平衡的混合经济体制缺乏阶级基础,所以,在世界各国倡导混合经济体制理念的思想家们常常有类似的遭遇:有人欣赏,无人实行。只有在阶级力量对比相对稳定、相对平衡的国家和时期,执政党对混合经济体制认识清醒时,能够在必要时发挥恰当的仲裁作用时,混合经济体制才能够比较好地实行。例如,在二战以后的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到来,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资产阶级,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偏向资本一方了。

这个事实当然可以说明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本质仍然是阶级斗争,也可以说明张维迎的所谓“理性思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理性,而不是超越于各阶级之上的换位思考的理性。但是,这个事实也说明,如果社会上不出现一种超越阶级利益之上,面向社会长远政治利益,调节各阶级力量平衡的政治力量,社会将注定是在阶级斗争中“翻烧饼”:或者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或者是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在阶级统治过程中,社会走向极端,并转向自己的对立面。

因此,混合经济体制缺乏清晰阶级基础的事实,反过来可以说明,混合经济体制将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并能够吸引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阶级中的那部分考虑本阶级的长远利益者。长期以来,中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至少从法国大革命时期起,人们就形成了这种印象,以至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们也常常把中产阶级等同于资产阶级。但是,各国历史都表明,中产阶级的地域流动性高于无产阶级,而低于资产阶级。高流动性的资产阶级常常没有祖国,因为他们可以将资产转移到境外。低流动性的无产阶级也可能没有祖国,因为谁来了他们都是受剥削、受压迫者。只有中产阶级的祖国感最强,最希望社会稳定,最愿意在两大阶级之间充当调解人。但是,长期以来,中产阶级缺乏独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总是依附在资产阶级后面,接受放任自由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在人民民主专政时期,中产阶级又总是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处理,也没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中产阶级之所以缺乏自己的理论,一方面当然因为长期以来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矛盾斗争尖锐激烈,另一方面也因为在方法论上,启蒙运动以来的机械唯物主义统治思想界,以至理论家们想象不出有社会和谐的可能性。现在,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实践,机械唯物主义已经从多方面露出破绽,历史经验教训已经充分展示给社会各阶级,就有可能想象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主张社会和谐的、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出现,并伴随着相应的社会理论出现。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混合政治体制是国王、贵族和平民的混合,贵族和平民代表对立的两大阶级,而国王超越于阶级对立之上。后来,这种混合政治体制以变形的方式成为美国宪法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美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没有国王,却以总统对应国王,参议院对应贵族,众议院对应平民。当然,美国宪法还有其他思想来源,即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自由主义思想希望政府要放任市场自发运作,干预越少越好,干预能力越弱越好,体现在宪法设计中,即三权分立、相互制约。混合政治体制重在平衡阶级关系,而三权分立重在约束权力。在面对内在诸多危机的政治现实下,中国需要的是强政府而不是弱政府,是大政府而不是小政府,因此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着重应该借鉴的是混合政治的思想。

应该承认,西方近代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应的政治自由主义,其创新处不在混合政治体制,而在于小政府和弱政府思想。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和政治观在反对封建贵族和国王的统治中起到过重大作用,其历史价值有资格赢得后人尊重。但是,这种经济观和政治观所迎来的新社会,却是用资产阶级的统治替代了贵族的统治,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形成了与贵族靠世袭权力获取财富相似的、垄断资产阶级贵族,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了道路。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观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统治地位的产物。如果高尚全要求实行这种改革,客观上将意味着为新的共产党从山沟或城市崛起铺平道路,从而彻底否定现在共产党的历史及其执政的合法性。

当然,高尚全可能会说,先经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有无产阶级革命,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然而,毕竟历史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轮回,我们应该懂得从历史中吸取一点教训了。这教训或许就在于,既然可以有一群先锋队,一群掌握了真理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不可能有一群同样掌握了真理的知识分子,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远、整体利益,为社会逐渐的和谐化,为阶级对立的逐渐消失,主持正义呢?这真理,就是基于对两种极端反复交替的社会振荡的历史,而认识到社会正义的必要性,而将必要性化作可能性。

当然,知识分子也许没有这么高尚,也许社会中的那一部分人都没有这么高尚。但反过来,却也意味着各阶级、各阶层中都可能有一部分高尚的、正义的、思想深刻、阅历丰富的人。求仁得仁,求利得利。当我们的政治机制能够容纳这种高尚,我们的社会舆论呼唤、推崇这种高尚时,中国社会就可能产生出一批能够主持正义的仁人志士。

三、混合政治体制要求重建信仰

“社改派”可能会批评说,社会正义是柏拉图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是黑格尔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没有超阶级的正义。既然混合经济体制允许两大阶级存在,既然混合政治体制允许两大阶级斗争,那么,正义难道不会是强者的正义,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正义吗?这难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背叛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回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初创时,公有制、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对追求正义者都是极有吸引力的。共产主义同盟正是从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来的。但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尽管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但人的私有意识并未消失,并未随之发生自然而然的决裂,造成了诸多的问题。“斗私批修”对于少数人是有可能的,对于多数人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是很困难的。正是由于对“斗私批修”要求的逆反,才使改革开放具备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改革开放则必然形成新的资产阶级,必然形成两大阶级的对立。因此,我们应该从历史实践中吸取教训,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在理论缺陷,重新认识到社会正义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国际共运中吸取精神营养,懂得追求社会正义的可能性。如果柏拉图活到现在,他可能会说,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自身利益,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他所设想的正义卫士也没有自身利益,追求全人类的理想国,两者其实只有名称上的差别,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资改派”可能会从另一面批评说,主张社会正义的柏拉图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根源。从柏拉图到卢梭到马克思,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极权的理论家。我们眼看着就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又冒出来一个伪民主真极权的正义论,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的看法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兴起后,正如共产主义在十九世纪兴起后,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考验。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反思,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也需要反思。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物。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社会各阶级都在反思这场革命,从自由主义贵族的柏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帕累托,从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的赫尔德、费希特,到自由主义加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从美国立宪元勋汉密尔顿到今日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都从不同角度认识到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种种问题。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多数还来不及认识和体会这些反思的价值,还停留在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初期,所以才会有许多真诚和狂热——假如不是美国第五纵队的话。

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会批评说,我们要对任何自称正确或正义的人保持警惕,善良的动机导致恶劣后果的事件难道我们还看得少吗?

这种宏论固然有理。但是,放到人类历史的全局来看,究竟是恶的动机导致的战争、杀戮、饥荒、灾难,还是善的动机导致这一切?

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最大问题恐怕就在这里:一味地相信理性,以为理性可以自动地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人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自动地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在没有对整体之善的信仰和追求的前提下,理性只能认识个别,认识局部,从而导致全局性的冲突。经过二百多年的实践后,诚实的自由主义者都能够承认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的逻辑,都能够承认理性地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可以导致国际战争。西方的有识之士都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如果能够有出路,恐怕还需要重新呼唤善,呼唤信仰,呼唤新的价值体系。自由主义的理性自利的价值体系可以继续存在,但新的价值体系必须出现。在这一新视野下,重新认识柏拉图和孔子的价值,探索新型混合政治体制,并呼唤相应的价值体系,恐怕是一个全球性的紧迫课题。对此共识,恐怕只有一些幼稚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狡猾的自由主义者,还坚持理性自利能够自动导致社会和谐。

事实上,新一届中央领导执政以来,倡导和谐社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推行先进性教育,树立八荣八辱观,都可以看成是在探索这一课题。当然,这是不是一种可行的思路,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也抱怀疑态度,更不要说美式民主的崇尚者了。恶意的评价甚至认为,这些动听的言论是在粉饰现实、误导视听,为国有资产的更大规模流失打掩护。

我承认,到目前为止,由于这些新的提法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一致,得不到主流学术界、舆论界的理解,也得不到党内大多数干部的理解,基本上是在轰轰烈烈地走过场。甚至有人认为,这些口号和活动不搞还好。搞了,不起任何作用,反而让腐败分子们看轻了新一届领导,更加胆大包天了。

但是,我以为,这些新的提法却蕴含着解决社会危机和执政合法性问题的根本思路,值得认真研究和阐发。

这思路的核心就在于重建信仰。

应该承认,文革结束以来,甚至从林彪事件以来,执政党就开始了信仰危机。在浅层,信仰危机表现为对中央领导集体的信任危机;在中层,则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在深层,则是对人性的怀疑。这场危机自上而下袭击了全党,不断扩散,不断蔓延,日益深入,终于形成了性恶论的共识,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固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但是,腐败却几乎成为党的各级干部的正常思维和行为模式。

可是,性恶论一旦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那么,理论上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既然人人逐私,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用多党竞选、分权制衡的方式限制权力。更进一步,既然人人逐私,那么中国共产党艰难创业的英雄史诗就大可怀疑,执政的历史基础就被动摇了。再进一步,既然人人逐私,那么共产主义就将纯属虚构,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理论就成了伪理论。一切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这样思考,不仅是学术界、舆论界。张五常声称,可以用一句话就可以驳倒马克思,要给马克思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其理由无非如此。

所幸的是,在理论探讨、政策设计和执行时,性恶论者常常把自己排除在外。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私我独公,甚至连厉以宁、张维迎都这样声称。为什么要卖国企?因为国企不卖就搞不好,卖了还能收入回一些钱来,变实物资产为金融资产。为什么要市场化?因为市场机制下,人有足够的工作动力。所以,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是利用人的私而实现社会之公的方式,不是要追求政策设计者自身的利益,相反,是体现了执政党没有私利,一心为公。正是这一点,使一些改革英雄曾经大义凛然,也使干部的腐败速度有所放慢。

问题在于,相互以对方为私,形成一种逐私的潮流。所谓“党员也是人”的说法,就这样为党的大面积腐败铺平了心理道路,也为性恶论提供了证据。理论和现实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难怪有那么多人在给中国下病危通知书。

在这种情况下,要重建信仰,的确非常难。有人甚至可能会嘲笑,不用开刀动手术,不用暴力革命,要用重建信仰来挽救一个垂危病人,这不是巫术迷信是什么?也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说,经济基础都已经私有化了,上层建筑还能够重建推翻私有制的信仰吗?这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吗?更可能有人说,靠信仰来建立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这不是要回到神权政治,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吗?

这一切批评都有许多历史依据,也有不少常识依据。但是,退一步说,中国解体和沦陷的威胁在前,是一根稻草也得捞一捞。进一步说,上个世纪军阀混战之际,中国共产党不正是靠信仰才能打出人民江山,创造出奇迹的吗?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这样的奇迹实际上并不少见。

四、怎样重建?重建什么样的信仰?

当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重建信仰都有巨大的困难。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提醒全党,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还远着呢。同志们要牢记信仰,继续艰苦奋斗,切不可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当官作老爷,回到老路上去。此后,从整风运动到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都是要全党保持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以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以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对革命年代的真切记忆,都没有能够阻挡信仰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今天,这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为什么还有可能重建信仰?

首先需要解释,信仰是怎样产生的。回顾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信仰常常不是在社会良性运行阶段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危机阶段产生的。基督教信仰是在犹太社会被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产生的。伊斯兰教信仰是在阿拉伯社会的两极分化时期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在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时期产生的。只有在社会危机时期,其中一些人才能痛切地感受到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的联系,并下定决心以自己下地狱来拯救社会,由此形成各种各样的信仰体系。在社会承平时期,人们各安其位,反而认识不到这种联系,个人奋斗似乎更符合经验和常识。毛主席当年希望通过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群众运动的风浪再大,也不如社会危机的风浪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经历过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的风浪,此后又经历过改革的风浪,现在面临更加复杂的社会危机的风浪,有可能形成更加坚实的信仰。中国社会各阶层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社会风浪,其中也完全可能产生出一些能够迎接复杂而巨大挑战的有信仰者。

其次,重建的信仰不完全是原来的信仰。如果是重建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信仰,不说是否可能,现实上就出来一个问题,改革开放是不是完全错了。改革开放有错误,这不难承认,但说完全错了,也有失民心。至少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是有群众基础的,受益面是比较广泛的。虽然其核心假设——性恶论,有问题,但当时没有像今天那样走极端,干部队伍的价值观还比较多地受党的传统教育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措施只是对文革时期的“左”倾错误的纠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走得没那么远。

更进一步说,原来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信仰本身就是对人民群众觉悟的高估计和高要求,是走了极端的;当然,把人民群众看成都是自私自利的、扶不起的阿斗,却是走了另一个极端。因此,文革走了性善论的极端,改革后期走了性恶论的极端。前者信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信仰,后者信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都属于简单化的信仰。如果党能够承认人性的复杂性,把混合经济体制作为体制改革的目标,承认两种所有制和两种经济调节机制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那么新的信仰机制是有可能持续的。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文革也好,改革也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都在认真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极端,正是探索得极其认真、极其严肃的表现。其间,既有各自阶段的成绩,也有各自阶段的问题,党心和民心都可以维系。否定文革甚至否定其动机,否定改革甚至否定其动机,党的领导地位就必然会动摇。正是这两种类型的动摇,使党的群众基础极大地削弱。动机问题在自由主义政治下是不存在的,因为那个模式从头就假设人是自私的。但是,在党权实际上高于民权的政治体制下(其合法性由先锋队理论或由正义论解释),动机问题——实质上就是信仰问题,会变得极其重要,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

以探索模型来解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党的历史,恐怕也更加解释力和包容性。探索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误解,甚至误会到擦枪走火的地步,误会到公有制基础动摇的地步。其缺点是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需要改变,党的决策需要更多地接受批评。但是,这不但符合党的群众路线原则,也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要求。普通中国人的仁厚的,只要你的动机是好的,犯了错误愿意承认,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领导。

第三,如此重建的信仰,是复杂的信仰。普通党员或群众也许不能马上接受。但是,如果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能够达成共识,形成这种复杂信仰,那么党的方向和任务就能够重新明确,责任感和历史感就能够逐步形成,党的腐败问题就有希望从根子上解决,多年积累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有可能逐步得到疏导,中华民族就有可能真正走上持久复兴之路。目前,党的高级干部纷纷派到外国去学习。学什么?恐怕是学美式民主。这样做,很难不让人想象,我们的党不但失去了信仰,而且失去了自信。

第四,如此形成的政治机制,有可能更有前途。在前苏联各国,在拉美各国,以及台湾、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美式民主的问题成功的不多,失败的不少。就连在美国本土,美式民主的多元与平衡也在逐渐走向一元与失衡。一元,是指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独大。失衡,州权与联邦权失衡,联邦权坐大;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失衡,行政权坐大;寡头权力与民众权力失衡,寡头权力坐大。

第五,在中国历史上,正义者执政其实意味着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儒士执政。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往往推崇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无非此仁此义换成了共产主义理想。在牺牲个人以成全社会整体利益上,两者的心路历程是十分相似的。如果说这样的正义者不可能产生,等于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大批的仁人志士。

五、两种价值体系相互制衡

重建后新的信仰体系并不是一种全民性的信仰体系,而只是对掌握公共权力者适用的信仰体系。社会上的多数人既可信仰,也可不信仰;可信仰上帝,可信仰安拉,可信仰祖先,可信仰理性,可信仰自由主义,可信仰法律,也可以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利己主义者,只信仰金钱。

从根本上说,信仰有两大类型。一种是面向长远整体利益的信仰,由高度复杂的历史和经验理性产生,多数出现和传播于社会危机时期,更关注下层阶级的感受。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柏拉图、芝诺、耶稣、奥古斯丁、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大体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是面向局部的、短期利益的信仰,由自然科学和相对简单的日常经验支撑,多数出现和传播于社会承平时期,更关注上层阶级的感受。亚里斯多德、圣托马斯、培根、牛顿、洛克、孟德斯鸠、斯宾塞等大体属于这一类。

这两大类型的信仰体系各有各的适用范围,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过重要作用,完全可以相互并存、相互制衡。一个经商者时刻要考虑社会责任,这是越位,是力所不及。可是,一个从政者时刻想着权力变现,这也是越位,是理所不该。经商者好好经商,不要靠权钱勾结来获取利润,而靠技术研发和满足消费来获取正常利润。从政者胸怀天下,不屑于一己之私利,追求社会长远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工人农民以集体谈判提高工资和福利,在公有或私有企业工作,分享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丰裕物质生活。

这样的社会就是两种价值体系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是和谐社会。

六、执政党在混合政治体制中的位置

在这一思路下,我们能不能设想一种混合政治体制,其中,经过整顿、缩编和教育以后的共产党以正义者的身份仍然执掌政权,但各利益集团,特别是劳资双方能够在国家政治的层面相互讨价还价,而共产党拥有调解和仲裁权。稍具体地说,立法权掌握在由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所构成的议院,但共产党的立法委员会可以拥有否决权或搁置权、延迟权。行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议院对重要人事任免拥有否决权。司法权也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但是由该党代表大会选举独立产生,与行政权相对独立。大量的权力关系细节可由各方磋商形成。

我知道,这一思路同样会遭到两派理论家的批评。

“社改派”的批评会说,这怎么可能呢?在私有制社会,领导集团一定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在于,同样根据这一原理,“社改派”要求中央左转才是真正错了。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上山打游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无论是山地游击战还是城市游击战,并非如樊纲想象的那样真的就不可能,本·拉登就是城市游击战的高手,而是成功了以后会不会走向反面,进入新一轮循环。

“资改派”的批评会说,一个如此腐败了的共产党凭什么以正义者的资格掌握政权?

我认为,有多方面的理由。

第一,如果高尚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就可以知道,马克思是恰恰是吸收了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激进思想成份,将“天赋人权”理念贯彻到底的。高尚全今天认同的可能是少数精英分子的人权,这种精英人权与神权其实相去不远,而马克思却认同多数平民的人权,与民权更加接近。在这个意义上,今日共产党绝不是十八世纪的封建贵族,顶多是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理念塑造出来的革命贵族。从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出现共产党,并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启蒙得太彻底、太激进,一步启到了无产阶级。

第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经历不容否认。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多数出身于中产阶级,不是为利益,而是为理想、为主义在奋斗。除了少数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的人以外,一般持平而论的人都会承认,中国独立和强大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奠定的。

第三,建国以后,党缺乏执政经验,特别是缺乏将革命理想与执政地位统一起来的经验,经历过两个阶段,走过两个方向上的极端。但宽容地看,双方都是在探索路上犯的错误,其强国富民的愿望还是有很大的真诚性,而且,各有各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成绩。更重要的是,党之所以缺乏执政经验,是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相一致。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相信民主,相信人民,相信天赋人权,相信造反有理。在这种信念下,探索执政经验,就意味着凌驾于人民之上,有君权神授的色彩。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名义执政的。党权民授,和君权神授,虽然在阶级性上相去甚远,但在实际政治体制、政治实践、政治心态上,却有许多相通性。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如此强烈地继承启蒙运动的精神和语言,多少懂得一些君权神授逻辑的内在合理性,也就不会那么缺乏执政经验了。

第四,要求共产党重建、恢复或增强正义性,不但有可能,而且社会代价最小,最符合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

当今,党的腐败虽然已经很深重了,但这种腐败有多少来自体制,多少来自路线,多少来自人性之私,值得评估。按照二八律估计,其中80%的腐败者恐怕是跟着腐败。“资改派”会说,对啊,只要解决了体制问题,腐败就会得到控制。可是,在不对体制作大调整的情况下,一旦调整路线,跟着腐败的也会跟着廉洁。当今,面对任何一个具体的腐败案例,“资改派”理论家都会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赶紧调整体制吧。“社改派”理论家则会说,路线错误导致腐败,赶紧调整路线吧。到底那一种方案操作性强?调整体制,可控性低,可能意味着大动荡;调整路线,可控性高一点,可能意味着中动荡。按照保守的自由主义思路(柏克思路),中动荡最好是小动荡,即渐进调整,才符合“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现在,“资改派”理论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体制调整的激进方案上,对解决现实的腐败问题没有任何兴趣,甚至以鼓励腐败的方式,来促进体制调整,这恐怕不符合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吧。从立场上说,“资改派”应该更接近柏克,而不是卢梭啊。

第五,按自由主义的思路,在人性自利的前提下,绝对权力当然会导致腐败。由于人性自利不可变,能够变化的只有削弱权力、制约权力,甚至取消权力。然而,当今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内部实现和谐社会,是否真就可以取消或削弱公共权力呢?权力才能制约权力,分权制衡说常常意味着主权的分裂。一个分裂的主权对内是否能够调节中国已经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对外是否能够应对列强的挑衅和威胁,都是值得怀疑的。

也就是说,恰恰是自由主义对自利的高度肯定,导致了共产党的腐败化,导致了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自由主义所承诺的新体制,或许可以取消腐败,但却以公共权力消失、削弱或分裂的方式,导致社会动荡。如果社会不动荡,很可能是重建了权力的相互勾结,陷入了新的腐败。

“资改派”的批评可能会说,既然共产党有正义性,那么共产党干脆让位不行吗?干脆接受选举考验不行吗?你还担心一个有正义性的党不被人民认识吗?

这一点也许是我们的关键差异。

虽然党还有正义性,但的确已经不多了。是直接否定,迫其下台?还是给予机会,要求改正。

我的看法是后者。如果党已经变得严格自利,不可救药了,那么党一定会保卫自身的权力,形成主权之争,导致社会动荡。如果党还不那么严格自利,至少其领导人还有正义性,特别是新一届领导人可以让人寄予希望,那么为什么不能给予机会,要求党能够重建信仰,找回正义呢?毕竟这是一个源自“主权在民”理论的革命政党,毕竟在这个政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形成了复杂的现实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复杂的社会演化机制,总不能像扔垃圾那样简单抛弃一个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政党吧。自由主义者常常批评革命政党陷入历史轮回,实际上,自由主义中的许多人也拥有和革命政党那样的激进心态,也可能陷入历史轮回。

七、怎样约束执政党的行为?

在写此文以前,摆在执政党面前的路大概有这么三条,第一是保持现状,共产党领导下搞殖民地资本主义,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越来越难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危机;第二是跟上“世界民主潮流”,适应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实行美式政治体制,但是,有可能下台;第三是回到“社改派”的道路上,对现有的内外关系作重大调整,但此事可能连政变都难以办到,需要社会革命。

此文则是提供了第四种选择,即共产党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转变为调节阶级利益的政党。这种选择既能容纳改革开放的现状,又能保持党的宗旨和历史,还能够逐渐克服由改革开放过度而带来的种种危机。这种转变是对党的理论和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产物,更进一步,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革命和解放运动进行深刻反省的产物,而不是简单地与时俱进。这种转变有可能使党的干部重新找到精神动力和人生定位,有能力克服腐败倾向,从而有可能恢复党在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要不要放弃作为长远理想的共产主义?目前的执政党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此理想,甚至连许多忠诚的老党员都已经淡化了此理想,只是退而求其次,苦苦哀求党中央改善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党承认阶级和阶级利益的存在,反而有可能保留此长远理想。党的近期目标是调节阶级关系,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富裕与国家强盛,长远目标则是缩小阶级对立。阶级对立也许不能完全消失,正如个人物质利益的差别不能完全消失,但缩小阶级差距,淡化阶级对立却是完全可能的。这么说,马克思主义者可能并不满意,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不是严格的共产主义,而是儒家的大同理想。但那时候的人民可能会接受。

设想是美好的。但是,历史上常见“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故事。有人会质问,如果经理论调整,执行党可以重新拥有一党执政的合法性,但却实际行事却仍然是一个腐败政党,怎么办?或者说,怎样约束执政党?

除了在宪政设计上对执政党的权利作了约束以外,执政党既以正义自诩,则当有严厉的道德约束。任何一个公民一旦发现其中某一个党员有任何贪污受贿行为,则该党员就必须退党,并辞去公职。党员干部不得享受法律上的“无罪推定”,而必须接受“有罪推定”。党员干部亦不得有隐私权,其私有财产必须公开,并接受公众的质询。党员干部亦有义务说服亲属公开他们的身份和财产,如果不能说服,则应该主动辞去公职。

执政党在制定某些灵活性强的政策时,必须在电视台接受公众质询并向全国直播,必须给出逻辑完备的解释。在解释有争议时,公众有权要求就某项政策、或某项人事任免进行全国公投。这些权利和义务,连同公众所拥有的言论、出版、结社、罢工等自由权利,都应该在宪法中载明,加以保障。

可以设想,当执政党真能做出如此调整,重建信仰,接受人民群众的法律和道德监督,那么,经过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中国面临的种种紧迫危机有可能逐渐化解。那时候,执政党既有可能被群众拥护,继续享受一党执政的地位,亦有信心接受多党竞选的考验。

八、结束语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不以神道设教的国度。历史是中国的神。每当重大历史关头到来之际,我们总会回顾历史,去吸取智慧、营养和勇气。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汇入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入了中国历史。所以,总结历史就不得不古今中外,上下求索。然而,一个人生命再长,精力再充沛,面对如此悠久厚重的历史,不免会觉得自身的渺小和浅薄。这种感觉恰似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面对上帝。

但是,人又不能无所作为,听任上帝或历史的摆布。历史越往前走,组织机构越庞大,权力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农村的权力掌握在城市。武汉的权力掌握在北京。北京的权力又很大一部分落到了华盛顿和纽约。这个越来越高耸的权力结构使极少数人掌握着像上帝般的权力,改变、塑造或摧毁着无数公众的命运。然而,这少数人却任由一己之私、一孔之见尽情发挥,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导致人类的毁灭。谛听上帝或历史的声音可以让我们少犯错误,不能让我们不犯错误。

由于内忧外患,近代中国充满着急切的争执,所有方案还来不及酝酿成熟就登上了历史的实验台。一个方案的失败了,还来不及总结经验教训,就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新的方案又粉墨登场,以历史的潮流或必然性的名义影响公众,耸动视听。如此循环往复。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更多地懂得借鉴对立面的合理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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