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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日期:2013-06-22 02:25:19 作者:佚名 浏览: / /
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纳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系统性崩溃带来的痛苦将是真实而持久的,在四肢型产业中从事低附加值、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实而持久的。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开放与经济安全》讨论会上发言的修订稿

  韩德强(2006)

  王志乐先生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一、改变定义能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吗?

  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判断标准却是一样的:一国经济安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又取决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判断标准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关键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企业竞争力。王先生用中国企业有多少进入世界五百强为依据来判断。1996年中国只有3家企业,而2005年则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销售利润率还高于世界五百强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记了,中国进入五百强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国字号的电信、银行、石油业、电力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靠的是垄断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不是世界性的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竞争力。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大而不强,甚至是外强中干,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在用跨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电力设备、石油开采提炼设备、银行信息系统在处理业务,其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而改换成门庭,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对于这一进程,王志乐先生也不是没有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办法很简单,改变中国企业的定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只要服从中国法律,就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二、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到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呢?

  对此,他有一种解释:“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

  显然,王先生认为,能给跨国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厂的道路,这是中国的荣幸。中国把别的国家的打工机会抢走了,这是中国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种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样的结论,必须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自信,必须全盘否定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必须全盘否定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的爱国志士的努力,必须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变成“历史倒车纪念碑”。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说法。

  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碰撞》中,韩德强写道:“国有企业今天的严重困境,实际上是洋重复挤垮了土重复,外资打败了内资。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工人失业、企业破产、银行坏账累累的形势,正是外资企业全面占领中国市场、打垮中国企业的必然结果,正是开放时不注意保护的结果。”

  

  三、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溃问题

  撇开这些人不论,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安全的中国人来说,谈一谈中国经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什么是安全?或者,什么是不安全?一个人不安全,或者是内忧,某种严重的疾病正在发展;或者是外患,环境险恶,资源匮乏,亦可能有人要加害。内忧外患都可以致人于死地。同样,经济不安全,应该也是经济体系的内忧外患。

  粗粗一列,中国经济的内忧有:两极分化,内需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银行巨额呆坏帐,对外依存度过高,外资控制了绝大部分技术和大部分产业,产业结构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布局过度向沿海地区集中,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经济的外患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上升,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外国资源方操纵资源价格,资源运输通道控制在它国手中,美国经济双赤字不断增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其中单项因素爆发就可以引起经济运行的不安;多项不安全因素同时爆发,相互激荡,足以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动荡甚至崩溃。

  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呢?难道目前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吗?

  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安全到了最危险时期,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正如一辆快散架的、刹车失灵的破车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冲时,谁会觉得安全呢?中国经济是不是快散架的?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萎缩、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失业率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大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数量过剩而质量不足。财政、金融体系腐败大案、要案、窝案频繁爆发,经济血液循环系统失血过多,流动不畅。这些是不是中国经济大车快散架的迹象?中国经济是不是刹车系统失灵?以前有人称,中国经济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只能蹬,不能停。此说后来成了政府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果如此说,则刹车系统失灵无疑。事实上,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屡次进行宏观调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大利益集团化解,中央对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屡次进行调控,也是成绩不佳,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这不是刹车系统失灵吗?那为什么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呢?这是因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过剩,而中国的劳动力不但过剩,且价格低廉,缺乏罢工权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加上中国社会强控制下的稳定,这就是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尽头,是全世界制造业的岗位都转移到中国。然而,这显然会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冲下坡的高速经济列车撞到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的巨大冰山。在我看来,内忧外患相互增强,造成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大震荡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对于一些短视的人来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现在没出大问题,经济就是安全的。但这样的人其实只是用一己、一时之限推论国家经济整体的安全,实在是“夏虫不可以语冰”!

 

  四、做心脏和大脑产业还是做四肢产业?

  与经济系统性崩溃的安全问题相比,其实就凯雷收购徐工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二位的问题恰恰又是更长远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徐工问题又可以化为:什么算国家经济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国家经济死了?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希望,他们来做全球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四肢。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死亡了,但却出现了一大批四肢型的产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出现了一大批高价推销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安全了?

  什么是一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产业?从实体产业的角度看,心脏产业是机械产业,是为各产业提供装备的产业,而机床工业则是心脏中的心脏产业。大脑产业是信息产业。国产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汽车、摩托车,其发动机是进口的,其集成电路还是进口的。这种缺心又缺脑的国货究竟是不是国货,实在值得怀疑。外国企业从中赚走了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品牌费、管理费,留给中国的只有低微的利润、税收和工资。中国的石化、钢铁、船舶、建材、电信、电力、航空等产业,几乎全套生产和运营设备都是引进的,零配件都是进口的。巨额利润流出本国不说,一旦发生战争,外国停止供应零配件,这些产业都可能停止运行,造成中国经济瘫痪、交通停顿、社会动荡。这样,中国经济的命脉就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是外国人手中。

  有人可能会反问,如果中国要控制头脑和心脏产业,那会不会与跨国公司发生竞争,会不会与发达国家发生冲突,会不会回到被外国从外部封关锁国的道路上?这个可能并不是没有,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被否定了,但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所积累的研发队伍和生产技术能力,中国甚至可能都缺乏吸引外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发展一部分头脑产业和心脏产业,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与美国、欧洲或日本合作,已经有可能交替运用关税、配额、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税收和外汇等政策工具,在未来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中,逐渐形成自主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国至少拥有部分头脑和心脏产业,对世界开放相应的四肢产业,同时,中国也允许部分心脏和四肢产业掌握在他国手中。只有这样的对等开放,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安全有根本保证。美国再开放,绝不会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会出售波音公司。中国再保守,也绝不会吝惜玩具产业、手表产业。

  从实体产业加虚拟产业的经济整体看,心脏产业是金融业,而头脑产业则是设计业、媒体业、律师业、会计业、教育业、咨询业、投资业等。长期以来人们更看重厂房、设备、地皮等实物,而忽视设计、广告、管理、投机等业务的重要性。其实,后者调整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寻找的是市场和技术机遇,其利润远比实体产业更丰厚,甚至可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这些虚拟的心脏和头脑产业拿走了。当境外风险投资公司到中国市场上寻找投资对象时,当麦肯锡公司给中国企业做咨询时,当中国的媒体业跟着华尔街的调子起舞时,当中国的律师业、会计业接受美国模式时,当中国的优秀人才纷纷到美国大学留学时,当中国的银行接受外资银行的战略投资时,实体产业的利润就以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国门。

 

  五、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

  更深层的问题是主体问题。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话,这个经济安全就非常严重。无论是系统性崩溃,还是做了四肢产业,对于工作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的中国部分,以及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官僚和买办群体,那么,我可以同意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安全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纳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系统性崩溃带来的痛苦将是真实而持久的,在四肢型产业中从事低附加值、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实而持久的。因此,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今天这个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叫《开放与经济安全》。可是如果严格按照我们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的。为什么?当每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最大化了,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吗?经济安全问题提出来,实际上说明在全球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强者、成了胜者,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弱者、成了败者。这是问题的关键。胜者控制着大脑和心脏产业,败者只好做四肢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败者地位呢?透过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就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过非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走了极端,损害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更进一步,中国成为世界打工仔,既抢走了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机会,也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这个过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恐怕,正因为主流经济学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绝大部分没有到场。看来,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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