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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农场答客问
日期:2014-08-14 09:06:43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韩老师在答客时谈到:大自然是中国思想的源泉。道法自然,回归自然,是我必然的选择。脱离自由主义政治,回归中国政治。中国政治为我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出路,那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有无之间,若隐若现。得大自在,妙不可言。

  农场答客问

  韩德强

  2014-8-12

 

  客:好久没见你发表什么政见了。你真的要当农夫了?

  答:真的要当农夫了。生活本简单,庸人自寻烦。采果又摘菜,自在行田间。

  客:十八大以来,官场地震不断,你怎么看?

  答:惊喜啊!躬耕垄亩,耳闻国事,惊喜连连,心情舒畅。

  客:我印象中你过去是斗志昂扬的战士,怎么变得这么恬淡无为了?

  答:感谢习近平啊。国家有忧我有忧,国家有喜我有喜。十八大刚结束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的就职演说令我耳目一新,当天下午我就发表了一点感想,题为《十八大,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但是,当时还只能说有了希望,也还有许多疑虑,还没有信心。当初的坊间传闻,都说习近平真接近平常人,一路走来波澜不兴,没什么给人印象深刻的作为。或许,上任以后也会“胡规习随”,跟着“内腐外弱”的大潮走。上任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俄罗斯,主动向普京表达,“我们的性格很相似”。我也还不以为然。

  但是,短短两年时间过去,我服了。我看,现在,习近平已经略胜普京一筹了。
 

  一、反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客:可是,现在连老百姓都替习总书记捏一把汗,这么下去,会不会促进腐败分子的联合反扑,发动某种政变,就像搞薄熙来一样?

  答:是啊。我也是捏了一把汗。吸取教训,这两年来,看着每周一个省部级官员落马,我很高兴,却一言不发。屏住呼吸,希望不要干扰反腐大局。直到徐才厚被捕,周永康被审查,我才松了口气,觉得可以说点什么了。

  客:徐才厚,周永康,都是上一届的老人。为什么抓了他们,大局就能定了?说老老虎,还有很多,说现老虎,大部分也还都在活动。为什么就不能形成联合反扑局面呢?

  答:徐才厚,前国家军委副主席。周永康,曾经集公检法大权于一身。他们在各自的系统都已经党羽密布,势力雄厚,而且都直接掌握着部分枪杆子。说搞政变,这两个人是最有可能搞政变的当然人选。结果,这两人毫无反抗,别人又能怎么样?

  也许,他们还不是腐败势力的核心,但一定是腐败势力的关键力量。这两人下马,腐败势力已经门户洞开,坐以待毙。更何况,腐败分子之所以是腐败分子,他们没有旗帜,没有纲领,只有自身利益,形成不了势力。腐败分子之间缺乏信任,无法真正联合起来。所以,一朝倾覆,土崩瓦解。

  我们普通人常常高估腐败分子的力量。特别是薄熙来被拿下后,更容易加深这种印象。所以,总觉得反腐难。但是,实际上,腐败分子都是些色厉内荏的家伙。贪财者必然没有远见,必然贪生怕死。这样的人欺侮老百姓可以,遇到中纪委的调查,都屁滚尿流。习近平官场历练几十年,一定是看透了这些人的虚弱。所以,反腐战争一开始,就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对比薄熙来的故事,他在重庆打黑反腐,当时也没有遇到重庆内部的多少挑战,挑战来自重庆以外。薄熙来当时只是政治局委员之一,所以,能动员的力量有限,能解决的问题有限。现在,习近平居总书记大位,外国势力影响有限,元老层主动克制,腐败分子难以聚集,所以,能够各个击破。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印象。拿下周永康,是从清理周永康的外围势力开始的。石油、四川、政法,三大系统的周氏党羽被逐一审查,最后才公布周永康的问题。这不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反腐战争中的运用吗?以习近平之大位,本来没必要这么小心谨慎,完全可以实施斩首行动。但是,习总书记依法行事,谨慎用权,无争议地赢得了民心。

  这种行事风格,特别值得注意。正因为如此,我敢说,反腐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客:这么乐观啊?我看各地官场,虽然收敛了不少,但还是贪官当道者多。不敢大吃大喝了,不敢公款旅游了,但是,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逍遥。他们相信,反腐只是一阵风。那怕是台风,刮得房倒屋塌,也是会过去的。台风过后,照样是他们的天下。老百姓对中央政府充满了期待,但对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的事,还是噤若寒蝉。所以,说反腐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恐怕为时尚早吧。

  答:什么叫决定性的胜利?以解放全中国的事业而言,辽沈战役是决定性的胜利。平津战役围而不打,敌方将领投诚起义。淮海战役摧枯拉朽。此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风卷残云。但是,即使到了1949年10月1日,各地方还不是资本家、地主当道?所以要土地改革,要三反五反,要社会主义改造。以此类推,拿下徐才厚、周永康,反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离老百姓所希望的风清弊绝,还有很远的距离。饭要一口口的吃,路要一步步的走。我看,现在起,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要急于求成,都不要指手划脚,都不要觉得自己更高明,都要相信新一届中央领导,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配合这场反腐战争。
 

  二、左右派都该反思

  客:呵呵,还真说对了。左派也觉得自己更高明,右派也觉得自己更高明,甚至一些中派也觉得自己更高明。知识分子还真没有多少服气的。

  答:左派出于阶级分析思维,觉得中央变修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当政了,私有制恢复了,所以,腐败是必然的。反腐败是不可能的。反,也是暂时的。他们中一些人甚至认为,反腐败就是狗咬狗,是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伎俩。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支持反腐,他们要的是革命,是推倒重来。这些人看上去站在人民立场上,实际上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本质上,是在刻舟求剑,是在削足适履,是在照搬照抄马克思、列宁的革命教条。对于这些言论,我相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习近平应该耳熟能详,知其弊端,不为所动。

  右派出于政治自由主义思维,觉得只要一党执政,就没有好下场。反腐得民心,只会增强一党专制的力量,只会推迟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到来。因此,他们认为习近平是开历史的倒车,是在回归封建王朝的传统,是在苟延残喘。特别是,他们嗅到习近平行动和言论中的毛泽东气息,惊恐不安。他们敏感地判断,中国又要搞个人崇拜了,又要出独裁者了。这些人同样也是严重脱离民心民意,也是在刻舟求剑,也是在削足适履,也是在照搬照抄美国政治思维的教条。对于这些言论,我相信,经历过改革后多次争论,目睹过苏联解体、伊拉克内战、拉美非洲各国内乱的习近平,同样耳熟能详,知其弊端,不为所动。

  我相信,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由来。这份自信,包含着古今中外深刻的经验教训,来之不易。中国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过去曾经是思想解放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偏执了,狭隘了。如果不反思,不检讨,还指手划脚,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只能成为中国社会团结进步的绊脚石。
 

  三、能反腐是自信的根源

  客:左右两派的主张各有弊端,这我同意。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两极分化,腐败丛生,民怨四起,暴力恐怖事件频发,难道真可以自信吗?

  答:走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党,在于党的高层,在于领导核心。现在,大体可以说,反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可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了。反过来说,在反腐战争还没有发动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自信,这其实是对取得反腐战争胜利的自信。可惜的是,腐败分子已经多年不读书,不看报,不思考,不学习了。所以,他们读不懂这个信号,还在巧取豪夺,还在滥用权力,顶风作案,结果,不得不跳楼,不得不喝药,不得不痛哭流涕进监狱。

  治国就是治吏。反腐是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抓住反腐这个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就可以有自主技术,就可以搞好经济,就可以改善民生,就可以缩小两极分化,就可以实现和平崛起。

  相反,如果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立党兴国的第一要务,那么一切弊端都会应运而生,党就会灭,国就会亡。30多年来,改革开放可谓成就巨大,但是,内腐外软,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教训深重啊。

  这个教训,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训,是错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
 

  四、经济决定论阻碍反腐

  客:记得前任总书记胡锦涛曾经说过,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引起左派的如潮好评。我也认为,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改革开放之所以腐败不断蔓延,就是因为私有制在作怪。你现在对习近平反腐寄予这么高的评价,以此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之源,是不是有违胡锦涛的观点啊?

  答:胡锦涛的观点其实是马克思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要消灭腐败,只能搞公有制。但是,新中国的历史证明,在私有观念普遍存在于人心深处时,搞公有制很容易导致混乱、低效、不积累。大跃进的失败,就是证明。此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照顾到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农业才逐渐恢复,逐渐发展。所以,现实政策只能在照顾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前提下制订和执行。

  是不是一定导致腐败呢?不必然。中国文化强调“物为心役”,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强调了人的价值观的作用,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所谓为人民服务,就是在既可为人民服务、又可为人民币服务的自由选择中,选择了为人民服务。这就叫出污泥而不染,出私有制的污泥而具备为人民服务的公心。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出自这个污浊的官场,骨子里却不受这个官场风气影响,这就是党性,这就是文化。这本来是中国共产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却被“经济人”假设糟蹋得无人相信,更无人奉行,这就是经济决定论思想的影响结果。

  胡锦涛重申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老左派们理解为胡锦涛要搞公有制。其实,很可能相反。既然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既然私有制难以触动,所以,就对腐败睁一眼闭一眼吧。此后,中纪委一度到处讲,腐败是世界各国的通病,是人性的弱点,将就着反吧,别影响经济发展就行,别期望太高了。所以,可笑吧,马克思的观点反而成了腐败分子的挡箭牌。
 

  五、应该为清官平反

  客:把反腐提到道路自信的高度,又把“出污泥而不染”当作反腐的关键,是不是有点夸张?有点唯心主义啊?照你这么说,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是不是就成了清朝政府制度自信的来源了?

  答: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因为我也曾经这样想过,所有经历过中国革命史教育的人都会这么想。中国革命的目标是反对三座大山,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帝”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较远。官僚资本主义,因其官商勾结或官商一体的特点,又常常被称为“封建资本主义”。因此,日常生活中老百姓最容易参与的就是反封建了。反封建,就要反皇帝,反皇权,反王朝轮替。照此逻辑,反腐败就意味着巩固皇权,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清官不如贪官,贪官加速封建王朝的覆灭。

  有意思的是,这套反封建的逻辑,现在被套用来反对现政权。左右两派知识分子都容易将现政权看成是一个封建政权,反腐败就是巩固这个封建政权,从而阻碍历史进步。

  但是,无论什么政权下,老百姓都欢迎清官,反对腐败。徐才厚、周永康倒台,老百姓就差敲锣打鼓了。反腐靠什么?还真就靠英明领袖。

  说到这里,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笑了,看,说你是封建政权吧,还真是封建政权。人民政权,人民说了算,不靠领袖。

  但是,听了他们的笑声,我笑得前仰后合。好吧,就算中国现在是封建政权。你要推翻这个封建政权吗?左右两派知识分子都含糊其辞了:不,不,没这个意思,我不是乱党。那你要维护这个政权吗?他们又含糊其辞了:不,不,没这个意思,我不想做顺民。那你既不是乱党,又不想做顺民,你想干什么?他们顾左右而言他:开玩笑,开玩笑,别当真,随便说说。

  就这么一帮逻辑不清、脱离实际、自以为是、不负责任、怯懦自私的知识分子,天天唠唠叨叨,似乎有见识、有担当的样子,还动不动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实在是国耻!真要按封建说法,养这么一帮人,高薪供着,大厦住着,轿车开着,又体面又风光,还让他们天天言论自由,拔弄是非,助腐为虐,嘲弄清官,实在是皇恩浩荡。哪见过这样的封建社会?

  客:我听了脊背发冷。你把我也扫荡进去了!

  答:咳,怕什么,我无非就是一介农夫,说说农夫对你们知识分子的不屑。
 

  六、经济崩溃不可怕了

  客:知识分子更不屑呢。一些人认为,别看你闹得欢,危机一来都完蛋。现在,中国经济真的快崩溃了,到时候看你怎么收场!记得你也曾多次看空中国经济。忘记了吗?

  答:记得。我也同意中国经济真的快崩溃了。但是,我一向主张,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主导。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政治,而不是经济。现在,政治层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经济真的崩溃了,也不见得转变成社会危机,更不会转化成政治危机、政体危险。

  左右两派其实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派,所以,多年来危机论调此起彼伏。我也曾经深受危机派的感染,曾经判断2003年中国经济要崩溃,可是后来没有;还曾经判断2008年要崩溃,可是还没有;更曾经坚信2013年以后,2018年以前,中国经济肯定崩溃,由此会导致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政体危机、国体危机。

  犯了这一系列判断上的重大错误,自己也在反思。为什么判断失误?我检讨,判断2003年崩溃,那时是从静态看,国家财政收入多少,债务多少,资不抵债该如何。后来发现,静态看真是错误的,得从动态看。国家资不抵债,既可以借新债还旧债,还可发行更多的人民币,制造点通货膨胀,甚至还可以利用正反馈机制,搞房地产泡沫,搞股市泡沫、金融泡沫,实在不行,还可以从国际社会融资,内债外债一起来。办法多得是。美国政府国债和国家担保债务等累计债务余额,达到美国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1倍之多,还不是在运行?判断2008年崩溃,那是把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看得太重,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巨大能量。国家投资4万亿,带动地方政府投资20万亿,一下子把经济又拉动起来了。

  所以,忽视政治的主导性作用,单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这是我这样一贯强调政治重要性的人也会犯的错误,更何况受过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训练的左右两派的普通经济学家呢?

  今年以来,房地产价格真的开始下降了。按照我的判断,那可能就是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开始,也是国家经济崩溃的开始。奇怪的是,新一届领导咬紧牙关,坚决顶住各方压力,似乎准备接受房地产崩溃的后果。这种信心来自何方?就来自打黑反腐。房地产业是腐败丛集之处,反腐不触动房地产业就不可能动真格的。

  多年以来,左右两派都流行一个说法,叫“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现在看来,那仍然是低估了中国政治的巨大潜力。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轮反腐风暴,恰恰证明了,反腐非但不亡党,还会恢复人民对党的信任。从反腐入手,就敢捅破世界历史上最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可能停滞,可能崩溃,但是,国家收入反而会增长,人民生活反而会改善,社会反而会安定,政治反而会清明。

  可见,“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这个说法,可能是腐败分子绑架社会所释放出来的一种威胁。真不拿它当回事,它也就不是回事。至于传播这个说法的左右两派学者,都是面对腐败束手无策的无能之辈,更是不懂政治重要性和复杂性的经济决定论者。

  可以说,越是学了西方经济理论,越是不懂政治。越是学习西方政治理论,越是不懂中国政治。反而是中国老百姓看问题明白。
 

  七、利用崩溃,调整结构

  客:政治清明了,经济崩溃都不可怕?这真是匪夷所思。

  答:匪夷所思?其实,只有受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才会如此缺乏想象力。稍微有点历史感都知道,每次社会结构大调整,每次政治制度重建,都意味着经济崩溃。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崩溃得一塌糊涂,通货恶性膨胀,连道路、桥梁、工厂都被炸毁了,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都跑到台湾去了,怎么样?恰恰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现在,西方各国又在故伎重演,想通过制裁俄罗斯,促进俄罗斯经济崩溃,来迫使俄罗斯低头。但是,普京毫无惧色,以制裁还制裁,促进了国内社会的政治团结,俄罗斯变得更强大了。

  习近平总书记也很懂得化危为机。美国动不动对中国搞反倾销调查,加剧中国的经济困难。怎么办?揭麦当劳、肯德鸡的供货商老底,调查微软公司、高通公司的垄断行为,将苹果公司排除在政府采购名单之外。这就是敲打美国,提醒美国,在中国为所欲为的日子结束了。同时,与俄罗斯加深在能源、军工领域的合作。在哈尔滨启动生产伊尔96大型客机,以抵消美国在C919项目上的影响。这就说明,习总书记很清楚全球化的危害,懂得自主技术重要性。利用崩溃,调整结构,使中国产业结构不再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低利润的打工经济中,才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是“内腐外软”,我看,未来三十年将是“内清外硬”。肥大中国就要变成强大中国了。2000年,我写过一本书,题为《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倡导市场现实主义,保护中国自主技术和工业的发展。现在,终于成为决策层的行动了。当然,这并不是我多么有先见之明。只要站在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只要不被那些自由派学者的无立场思想所左右,结论本是显而易见的。
 

  八、新中国命硬运昌

  客:还是回到正题。你看,习近平这么搞能搞多久?

  答:看来,你还是信心不足。我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还是不信。好吧,我再补充一点。

  就按中国现在是封建王朝说,假设这个王朝是毛泽东王朝,可以吧?为什么刘邦王朝可以生存二百多年?为什么李世民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为什么努尔哈赤王朝可以存在二百多年?稍翻史书,就可以有一个印象。王朝前期,即使腐败丛生,也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经反腐,完全可能实现王朝中兴。就像一个年轻人,得了伤寒重症,就容易恢复,恢复以后还可以有力气,能干活,还能长寿。不像老年人,一得重症,就一命呜呼。清朝前期,康熙末年,官场腐败可能超过今天,经雍正反腐,历乾隆、嘉庆、道光,直到光绪、宣统,还活了将近二百年。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举世公认。右派里敢否定的也不多。按此逻辑,毛泽东奠定的王朝,其寿命超过三百年,也是完全可能的。现在再腐败,也还在王朝前期。若经强力反腐,重树正气,重建良规,前途还未可限量呢!

  中国文化讲,有命,有运。毛泽东奠定的是新中国的命,强健有力,生机勃勃,未可限量。习近平改变的是新中国的运,运势兴旺,足以影响世界,延年益寿。新中国命硬运昌,命根硬朗,运势兴昌,要引领世界潮流。

  为何这么有信心?命硬,容易有共识。现在自由派最担心的就在这里。改革三十多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纹丝不动,让自由派们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这不是命硬吗?

  为何纹丝不动?因为新中国还真不是旧中国,新王朝还真不是旧王朝。首先,新中国废除了王位的家族继承制,改私天下为公天下。或者,按自由主义者的偏见,改为“党天下”。这“党天下”难听,总比“私天下”好听吧。其次,改指定继承制为隔代指定加实际工作考验制。往好了说,这是吸收了古代禅让制和现代民主制的优点而形成的接班人制度。在这种政治接班制度下,坏领导不易出现。平庸的领导至少不至于断送江山。一旦出现好领导,那就风光无限。自由派只知诅咒其为封建专制体制,不知其出现了重大变化,可谓自由僵化。所以自八九年风波以来,部分自由派漂落海外,为了争取美国国会拨款,你争我夺,打得六亲不认,为国人所唾弃,可悲,可怜!

  这就是新中国的命根硬朗。

  运势兴昌,又有何故?历代王朝,打天下的祖宗都是一代雄杰。坐天下的子孙,成器者少。靠不成器的子孙,还能沿续王朝二百多年的寿命,何故?因王朝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合理之处,有天道人心护佑。那设想,如果子孙成器呢?如果王朝的接班人不再“长于深宫之中,养于女人之手”呢?

  习近平出身革命贵族,经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考验,历上山下乡艰苦生活的磨练,在改革开放的欧风美雨、香风软雨中能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既知百姓市井生活不易,又懂官场攀附炫耀溜须拍马之弊,故一旦登大位,能绵里藏针,招招见血,举世震动,官心不安,民心欢畅。二年时间,不但取得了反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更是取得了巩固政治地位的决定性胜利。如此,未来八年,国家内外的大事能逐一理顺。八年之后,终身总书记会成为众望所归,有时间培养、考察、选择新的领导人。

  未来八年,美国、欧洲、日本难以摆脱世界经济大萧条,各国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各国内部社会矛盾也会不断加剧。形势此长彼消。加上习近平总书记善于顺势而为,借力打力,则中国引领世界潮流,岂非顺理成章?这就叫运势兴昌。

  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横挑鼻子竖挑眼,今后,他们的驻京记者将首先被中国感染,放下“普世价值”的傲慢与偏见,虚心向中国学习。
 

  九、东方型革命顺天应人,西方型革命造反有理

  客:这王朝命运论我可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你这是认同了剥削、压迫的逻辑,认同了专制独裁的逻辑?

  答:我从小接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想,接受“造反有理”的思想,对任何压迫和剥削都强烈敏感和反感。但渐渐发现,周围绝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敏感。即使有压迫,只要可忍受,也就过去了。即使有剥削,只要能拿到工钱,就已经很高兴了。鲁迅先生当年铁屋子里的感受,我少年时期就体验到了。但是,这究竟是谁的问题呢?是周围绝大多数人愚昧、盲从,还是我脱离群众,自高自大?

  进一步思考发现,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也是有秩序、有结构的。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这种结构和秩序必然具有压迫性,必然会压抑人的欲望和本能。政治上的压迫性必然会导致经济上的剥削性。因此,当我对一切压迫和剥削极其敏感的时候,意味着我的心灵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也就是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思想既可以破坏一个黑暗的旧社会,也可以破坏一个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光明的新社会。鲁迅要是活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估计一定会敏感到新中国政治秩序的压迫性:有干部有工人,有城市有乡村,有八级工资,有二十四个干部等级,这人与人之间还有平等吗?伴随着政治地位的等级差异,就有工资的差距,住房的差距,生活待遇的差距,这不就是剥削吗?按照这种看法,就得造反,就得革命。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造反有理是西方型的革命思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意味着对社会的正常时期和非正常时期不加区别。一旦实施,意味着社会动乱无已。

  我既认同新中国,又认同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但这两者显然存在矛盾。怎么办?造反派选择了“造反有理”,保守派选择了“保守有理”。我很长时间认同“造反有理”。特别是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普遍腐败,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和剥削明显增强,简直是回到了解放前。按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逻辑,于是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但是,慢慢认识到革命是历史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正常时期,绝大多数人“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因为革命意味着暴力颠覆社会秩序,意味着社会失序和动荡,意味着国家分裂,外部势力干预。在正常时期,革命不但不能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甚至会恶化。中国思想认可非常时期非常举措的革命,这就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东方型革命。但不认可正常时期天天“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

  新中国是革命而来的国家。这场革命符合东方型革命的特征,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沧海桑田,顺天应人。但是,在革命过程中,运用了西方型革命的语言和思维,调动了人民的无政府主义型的反抗性。革命成功以后,就应该将革命的成功解释成东方型成功,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政治智慧。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出了个真龙天子,改朝换代了。

  但是,新中国拒绝并批判这种东方型解释,选择了西方型解释,并把西方型解释的革命神圣化了。正是按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西方型革命解释,后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方型的革命解释就消失了吗?不,体现在教科书中,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在政治自由主义的泛滥中,体现在贬低毛泽东、神化鲁迅的知识分子中,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际步骤和措施中。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形成了诅咒中国、逃离中国、瓦解中国、颠覆中国的舆论大潮。面对此舆论大潮,中宣部束手无策,因为掌握中宣部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央领导层也束手无策,因为这些人成长过程中也受此大潮的影响。中国眼看着就会像苏联解体一样,说着说着,就中了邪了,就自我革命,自我否定,自我颠覆,自我解体了。这就是美国天天盼望的所谓“颜色革命”,也是老一辈美国人如杜勒斯所盼望的“和平演变”。

  这样,我就不得不面临这个最尖锐的内心矛盾,是继续认同“造反有理”的西方型革命思维,跟着加入这个颠覆中国的大潮,甚至当这个大潮的弄潮儿?还是认同新中国,认同新中国的东方型革命,反思西方型革命思维?

  答案在日常生活中,答案在人民群众中。我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并不真想要一场颠覆现存社会秩序的革命,并不真想推倒重来。不但不想要西方型革命,甚至不想要东方型革命。他们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即不反现存社会秩序。俗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这其中包含着多少战争的血泪,动荡的辛酸?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最珍贵的政治智慧!它被苏联解体、伊拉克内乱、埃及动乱等现代社会无数国家的经验教训所证实,不可以轻易否定。否定这种智慧,将其贬为愚昧无知,贬为阿Q精神,贬为奴才顺民,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狂妄无知,是没长大的孩子的天真烂漫,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标志。当社会秩序坏到极点,在需要东方型革命的非常时期,这种傲慢与偏见,这种狂妄无知,这种天真烂漫,是发动东方型革命的催化剂,是时代需要,是好的。但东方型革命结束了,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了,还继续强化这种傲慢与偏见,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导致新的社会动荡(例如,文化大革命),只能导致新社会秩序的夭折,只能导致苏联解体一类悲剧的出现。

  可悲可叹啊!别看戈尔巴乔夫白发苍苍,其政治思维却停留在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幼稚想象中。谈大历史,看大趋势,真正为人民服务,还得靠中国思想啊。
 

  十、“干柴烈火”之说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产物

  客:因此,你选择了捍卫新中国,哪怕是一个贪腐遍地的新中国。是吗?

  答:是的。回想十多年前,我交往的许多朋友都说,中国现在是贪腐遍地、干柴烈火,就差革命者点火了。十多年过去了,贪腐的程度恐怕十倍于前,但怎么没有革命者点火呢?或者,有人点火,却没有星火燎原呢?可见,所谓干柴烈火的说法,实际上是透过西方型革命思维才能看到的,是少数受西方型革命思维影响者的偏见。

  实际上,今天这个社会虽然有许多严重的问题,但是,基本温饱问题确已解决。只要不是懒汉,要挣点钱,也确实不难。说太平盛世,有人不高兴。比如,我以前就不高兴。但是,现在认识到,史书所称的太平盛世,例如汉唐盛世,也可能是贪腐横行的世界,也可能是危机四伏的世界,却不可能是没有剥削压迫的世界。太平盛世,恐怕只是老百姓家有余粮、官府积粟满仓的时代。如果汉唐可称盛世,现在中国称盛世,恐怕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就想到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故事,慢慢摆脱自由主义的影响,摆脱革命教科书的影响,摆脱了儿时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影响,懂得了真现实,走进了大历史。

  客:十多年前,中国还不到干柴烈火的时期。十多年后,中国是不是快到了干柴烈火的时期了呢?你看疆独、藏独,你看昆明火车站、西安火车站的暴力事件,你看贪官污吏的胜利大逃亡,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在暗示干柴烈火呢?

  答:“佛眼看人皆是佛,魔眼看人皆是魔”。你反复提问的,在我看来恰恰是受西方思想影响过深所形成的偏见。偏见与偏见相互影响,相互增强,就能无风起浪,小风起大浪。在你眼里,或许我也已经形成了偏见,形成了对中国社会结构稳定性的偏见。这种偏见,反过来说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现在,对中国唯一构成真正危害的,不但危害中国的命运,更直接危害当前政权运行的,恰恰是自由主义思想、情绪和心性的泛滥。显性的泛滥体现在舆论上,隐性的泛滥体现在各级领导的内心世界里。不加认真反思,中国的命运就会灰暗。
 

  十一、何谓引领世界大潮?

  客:我记得,你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比烂的世界》,我给许多朋友推荐过。那时候你很对世界悲观。怎么,刚过两年,你就变得这么乐观了?按你的逻辑,在一个“比烂的世界”里,再优秀的领导人,也无非是“矬子里面拔将军”,也好不到那里去。

  答:对世界我仍然不乐观。经过两百多年自由主义大潮的冲刷(亦即普世价值),世界各国都在分崩离析之中。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仍然是普遍的现实。但是,对于西方,道德沦丧恰好是价值多元化,礼崩乐坏恰好是自由解放,因此,是制度化的,不可触动的。对于中国,面对价值多元化的西方化趋势,政府仍然在强调高扬主旋律。在政治体制上,仍然强调先进性政党的合法性,反对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中国还有救,还有希望。

  有一个小细节不妨一提。在这一轮反腐大潮中,中纪委常常指责这些腐败官员“通奸”。放在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中,这叫“性自由”、“性解放”、“性人权”,怎么能叫“通奸”呢?这不是“封建思想”吗?但是,在中国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认可这种指责。这就说明,尽管有李银河这样的传播“性自由”观念的学者天天鼓吹,也有许多官员身体力行,但是,他们自己也还是觉得理亏。所以,中国社会还是有主旋律的,还是有是非、黑白的,还没有真正西化。

  首倡于巴西的“世界社会论坛”,每届都聚集了数以万计的西方社会的非主流人士,抗议西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打出“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旗号。但是,只要这些西方的非主流人士在自由民主的思想和政治框架内行事,另一个世界就是不可能的。

  西方无法摆脱这个“比烂”的逻辑,想象不出另一个世界。中国、俄罗斯、穆斯林世界才有这个可能。

  其中,穆斯林世界看上去似乎最有可能。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到阿富汗的“塔里班”学生军,到目前活跃于伊拉克“IS”伊斯兰国,再考虑到旗帜鲜明地反西方的伊朗,都似乎在证明穆斯林世界的吸引力。但是,我心底却存着怀疑。自由主义大潮存在着根本缺陷,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技术上的创新,物质生活的根本改善,还得感谢自由主义大潮。彻底否定自由主义,完全回到《古兰经》的教导中,恐怕也不是出路。

  俄罗斯也有可能。考虑到俄罗斯地大物博,军事力量雄厚,一旦形成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创造出另一个世界,西方国家只能被牵着走,而不可能有什么办法。但是,俄罗斯有这种思想和文化潜力吗?历史上,俄罗斯信仰东正教,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嫡传正宗。现代苏联相信马克思主义,也不认为列宁主义具有原创性。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等人照搬西方的思想和体制,国家解体,社会动荡,纷争无休。普京临危受命,对俄罗斯动了急救手术,初步将俄罗斯从死亡的边缘线上拉回来,赢得了俄罗斯人的赞誉。但是,与创造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世界相比,还远得很。

  还是中国最有可能真摆脱“比烂”逻辑。古代历史上,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文化万世一系,“吾道一以贯之”。改朝换代而不变“道统”,略变“法统”,只变“血统”。现代史上,新中国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一党领导,多党参政,不中不西,有中有西,富于混合性和混乱性,也就富于创造性。所以,在这个“比烂的世界”上,中国能出现引领世界的优秀领导,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十二、自由主义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源头

  客:我怎么觉得你这些回答充满了“封建气息”呢?

  答:这只能说明,你的思想深层次上,是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大潮的洗礼。自由主义挑起“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大旗,抨击一切不符合其理念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斥其为封建、落后、保守、僵化、愚昧、迷信。这是西方型革命思维的源头。马克思首先是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然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开启者。逻辑和历史惊人一致。先反国王,次反贵族,再反大资产阶级,然后反一般资产阶级,最后,无套裤汉登场,社会彻底动荡。所谓先进的无产阶级,无非就是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贴上先进生产力的标签,代表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你我都曾经深染其中。只不过,我反省得比较早,比较彻底而已。

  我认为,现代社会恰恰充满了新的迷信。

  迷信自由,即使自由市场造成了两极分化,即使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即使自由恋爱导致了无数年轻人争吵不休、痛苦不堪。

  迷信平等,即使平等意味着争夺权利,意味着不负责任,意味着不懂得敬畏、谦虚,意味着没有礼貌。

  迷信民主,即使民主造成无数混乱与动荡,造成效率低下、冲突不已,造成派性斗争。

  迷信人权,即使人权意味着自我中心,意味着忘记国家、忘记历史、忘记他人的人权,借人权之名可以践踏一国的主权,还可以借人权之名放纵各类犯罪。

  迷信科学,将静止、孤立的原子论思维方式贯以科学之名,否定千百年人类社会生活积累起来的思想、经验和文化,否定中医,否定道德,否定各类宗教,否定一切往圣先贤的探索,却自命为社会科学。

  所以,自由主义特别适合于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特别适合鼓动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敢想敢干,乱想乱干。年轻时,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思潮、这种情绪,现在想起来都可笑。我们反思了,也要争取让年轻一代跟着反思。不能再搞“先污染、后治理”的那一套了。事实证明,心灵污染了,比环境污染更难治理。

  君不见,满大街白发苍苍的老小孩。右派如李锐、李慎之、辛子陵、茅于轼、巴金、王蒙、徐友渔、秦晖、陈子明等等,左派如李成瑞、刘日新、袁庾华、张宏良、李民骐、张耀祖、时迈等等,甚至一些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何新等,也都是一辈子停留在心性层面的自由主义的幻觉中。自以为是,各执一端,自己的心灵饱受创伤,客观上带动中国社会走向动荡,却乐此不疲,不知改悔。这些人只是台面上的。无数有名无名的教授、博导、编辑、记者、企业家、官员、科学家、工程师,在政治思想层面上,都受自由主义影响至深,也都是没长大的孩子。

  一些自由派,例如朱学勤等人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狼奶,我们是喂了狼奶长大的。殊不知,真正的狼奶却是自由主义。200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文革40周年,题为《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反思到了文艺复兴的深刻历史影响。从那时起,一场世俗化的大潮逐渐席卷而来,启蒙运动、唯物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次第出现的思想波浪。这一波一浪,都在将“造反有理”神圣化,将西方型革命神圣化,从而使满大街只有无数自以为是的孩子。
 

  十三、反思不等于否定

  客:(震惊)你怎么否定这么多人?左右两派,甚至中派,你都否定?

  答:批评、反思,不等于否定。以上所列这些人,许多都是我长期交往的,也是我曾经尊重的。我曾经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和情绪的影响。我深深体会到,“造反有理”这个革命口号,深层次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情绪。“怀疑一切”这个科学精神的口号,深层次也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情绪。这两个口号,我都曾深深认同。有了深层心理的相通,我曾经与左中右各派的学者深入交往,并不觉得有什么隔阂,更不会怀疑他们的动机,包括不怀疑右派学者的动机。当后来阵线分明,阴谋论甚嚣尘上之际,我也坚持认为大部分右派学者的动机是好的。我至今还特别肯定陈子明的人格。左派内部,也有相互猜疑动机的,对此,我都不以为然。

  但是,动机好并不等于一切好。小孩子的动机往往是好的,但由于不懂社会、不懂历史、不懂人心和人性,小孩子对世界的理解往往是错误的、偏执的,一旦付诸行动,一旦掌握权力,就是有害的。卢梭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引发的法国大革命真就好吗?伏尔泰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其思想正在颠覆一个又一个的政权、组织、家庭,造成社会原子化、冷漠化、自私化。马克思的动机不可谓不好,但他所倡导的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论,连他自己都含糊。

  所以,一旦反思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的思想大潮,一旦认识到自身受自由主义、唯物主义影响之深,不能不认识到无数近现代的知识分子都深染其中。我反省出来了,但更多的人还难以自拔。点出名来,只是希望有一天各派知识分子都能迷途知返,不再成为被后人笑话的“白发苍苍的老小孩”。

  客:这可能吗?凭什么你一竿子打翻那么多人?

  答:无所谓可能不可能。1991年,我写了《从价格形成看价值规律》,批判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学说,以及相应的剩余价值学说。1994年,我写了《历史是进步的吗?》批判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1998年,我写了《马恩原著体系批判》,批判了马克思的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1999年,我写了《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肯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特别是肯定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成就,将马克思的思想与毛泽东成就区别开来。2000年,出版《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倡导市场现实主义,主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明确国家主义的立场。2001年,写了《略论道德市场经济》,主张有超阶级的道德,而且只有靠超阶级的道德才能使人类社会摆脱弱肉强食的逻辑。2002年,出版了《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同年,写了《和谐社会及其实现过程》,阐述了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东方型的大同世界理想。2003年,出席古巴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大会,发表《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与理论创新》一文,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出反思马克思主义。同年,发表《略论混合经济体制》,主张以混合经济为目标体制,而不要追求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要追求以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同年底,写作《矛盾原理》,用现代语言重新阐述有与无、动与静、主导与制约、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内因与外因等关系,是我对世界认识的心法。2004年,发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批判了阶级分析学说,重建了东方型的善恶斗争的历史观。2005年,发表《中医是怎样被淘汰的?》一文,批判现代西医的哲学基础,回归中华整体论医学。2006年,发表《过年、祭祀和理性主义》,对西方所谓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倡导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放下理性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同年,发表《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反思文艺复兴、唯物主义、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法国大革命,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历史原因。同年,作为现实社会的出路选择,发表了《略论混合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是对《略论混合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可操作化,这已经成为十八大报告的提法。2007年,发表《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消长》,主张不能单纯按左、中、右来划分政治思潮,这可以是政治思潮分类的X轴,还应该有Y轴,上方是保守主义,下方是自由主义。左、中、右大体都属于自由主义范畴,中国缺少保守主义,我将自己定位为左翼保守主义。同年,发表《想象正反馈经济学》,为经济学真正反映现实、指导现实开辟道路。同年,还发表《垄断型人际关系和竞争性人际关系》,划清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适用界限。2008年,出版《整体管理》,阐述如何在竞争环境中为人民服务的道理。2009年,出版《中国反思》,从各个领域反思西方思想对中国乃至人类的影响和危害。2010年,发表《缺席审判孔子,何时方休》,反思“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妖魔化浪潮。2011年,发表《析贺卫方的公开信》,既批判有罪推定,更批判无罪推定,指出离开道德,无以为法。2012年,发表《佛解版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划归西方,而将毛泽东思想中的为人民服务划归东方,与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相通。2013年,发表《正道与左道的分歧》,告别左道与左派。

  一路走来,我已经否定了现代知识界,现在只不过是重申而已。从那时起,我就不再属于这个知识界。我现在是个农夫。农夫本来就影响不了什么人,只能影响自己。农夫的特点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己想到了,就说出来,也不管得罪了多少人。再说,得罪了这些人,靠种地,还是有饭吃。
 

  十四、乌有之乡是怎么回事?

  客:那乌有之乡是怎么回事?你刚才点的名里头,有一些是乌有之乡的座上宾啊!

  答:我也已经告别乌有之乡了。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办者,这是真的。但是,我创办乌有之乡的目的,既要反思批判新自由主义,也要反思批判马克思主义,要反思两者深层次共同的自由主义和唯物主义心性。这在乌有之乡网站上是开宗明义写清楚了的。

  但是,那时对自由主义的反思还不够深入,还借用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语言,如乌有之乡标志性的四句话:“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更重要的是,邀请了左中右各派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参加座谈会,奉若上宾。但是,很快发现,左中右各派是难以真正坐到一起的。问题谈浅了可以,稍往深里一谈,都是各据学理,各执一端,鸡同鸭讲,无法沟通。这里,我开始体会到自由主义的深层弊端了,开始理解为什么西方议会里议员之间要武斗了,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容易被暗杀了。好在我们还只是在讨论的初期,一个小平台,也无人在乎。于是,乌有之乡就逐步偏向于老左派,进一步偏向于文革造反派。因为,文革造反派的逻辑看上去更彻底,更清晰。殊不知,文革造反派也同样幼稚,和其他派系一样,也有深深的狭隘。我和这个群体交往很深,因为有着对“造反有理”口号的心理认同。大约200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反思“造反有理”,题为《造反有理和逆来顺受》,开始意识到造反派的狭隘,也就开始逐渐疏远。

  我疏远了造反派,但我的学生们却还沉迷其中。因此,网站一度成为造反派的阵地,充斥着“推倒重来的革命思想”。2008年夏,我要求网站管理人员将明显指向“推倒重来”的文章和跟贴一律删除。此后,网站调子转向老左派,“保党救国”论调逐渐成为主导。有了薄熙来后,“保党救国”有了榜样和希望,访问量一度大增。但是,网站的底色仍然是造反派,作者、读者、编者仍然以造反派为主。去年底,乌有之乡举办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大会。大会安排了红二代代表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发言。胡木英是保守派,一发言就批评江青。结果场内听众群情激奋,将胡木英赶下了台。

  在我看来,乌有之乡明显偏离了创办的初衷,陷入到了西方型革命的思维中,难以自拔。我想纠正这种偏差,但和我的学生们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场争论旷日持久,至2012年4月达到高潮。此后,我不再承认他们是我的学生了。我也不再去乌有之乡了。

  顺便向我曾经的“三千弟子”说一声,如果看到此文,还能够理解并大体赞成,愿意虚心学习的,还可以自认是我的学生。如果不理解、不赞成甚至反对和批判的,我们的师生关系就到此结束。如果还不清楚怎么回事的,请再读一读我从1991年起的文章和书籍,看看与乌有之乡的“主流”是否存在着根本分歧,再作考虑。

  愿意自认是我的学生的,从此以后,也需要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来农场学习。
 

  十五、返朴归真,晴耕雨读

  客:此后,你创办了正道农场?

  答:是的。只要和知识界交往,无论是左还是右,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无论是批判还是肯定,就必须接受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就难以自拔。怎么办?还是和大自然打交道吧。大自然不会说谎,大自然不会诡辩,大自然有层次有结构,大自然有阳光有正气。大自然是中国思想的源泉。道法自然,回归自然,是我必然的选择。

  客:那你从此脱离政治了?

  答:脱离自由主义政治,回归中国政治。中国政治为我这样的人提供了一个出路,那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客:现在,新领导新气象,天下有道了,你还隐居吗?

  答:天下有道,亦可归隐。有无之间,若隐若现。得大自在,妙不可言。

  客:还欢迎我这样的人来农场交流吗?

  答:愿意反思、愿意虚心的人,无论深浅,无论身份地位,我都欢迎。来辩论、来较量或者来指责的人,建议他们先看我上述所列的部分文章,看懂了的,欢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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