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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长征频道”讲座:新路和老路
日期:2013-07-26 14:36:32 作者:佚名 浏览: / /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像毛主席走的那条新路一样,是不容易走的,很容易出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我现在就是在考虑这个思路,就是中医型思路。社会改造的中医思路,这是条新路。
        编者按:
        此文是今年12月6日韩德强老师在长征频道讲座的录音整理稿, 已经韩老师本人修订。有心的读者会发现, 本文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角度, 站在“英雄史观”的角度, 对中共党史作了重新解读。其内在逻辑就是韩老师的一贯主张:“精神来自物质,精神受物质制约,精神主导物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韩老师的《矛盾原理》,还可以参阅《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由于讲座形式所限,许多重要问题没有展开,以后会有机会再行深入讨论。毛主席诞辰即将到来,我们想起他临终时未尽的心愿和对后人的嘱托,他为了建设理想的社会奋斗了一生,我们认真总结他所探索的道路,继承他的理想继续走下去,这是对毛主席最好的纪念。
毛泽东的信仰
 
韩德强:新路和老路

         今天想讲一讲“新路和老路”。

十八大报告明确地讲到,“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估计在座的网友们对“改旗易帜的邪路”肯定是抵制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对“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句话比较反感。我写了《十八大,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一文,赞成十八大报告的调子,包括赞成“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样,会有很多朋友不满意。所以,今天我就来讲一讲理由。

在我看来,中国革命从1921年起就有“新路和老路”之争。

 

建党初期的新路与老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接下来要干什么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应该搞工人运动,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这个先锋队不为工人阶级、不为无产阶级争取利益,那就说不过去了。所以,从1921年建党到1923年2月7日这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发动了多起罢工,组织了很多工会,工作卓有成效,毛主席、李立三、刘少奇都是当时工会运动的健将,他们的工作都是比较出色的。这条路是一条什么路?这是一条来自苏联的路,也是一条正统的路,但事实证明这很可能也是一条老路。

我这样说,很多人可能就会不高兴呵。因为1923年2月7日,以京汉铁路大罢工被镇压为标志,实际上说明工人运动是走不通的。

“二七”大罢工失败之后,才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但是,这件事在党内就形成了争议。因为一个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政党,居然要跟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去合作,这能让大家想得通吗?因此,当时就形成了新路和老路之争。这里面其实就蕴含着毛泽东后来的论断,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老路是改变经济基础,搞工人运动。新路是改变上层建筑,积累政治力量。

经过辩论人们逐渐认识到,工人运动如果只是局限于如何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时,那是资本主义框架之下可以接受的,只要别太过分,资本家也会让步,当局也会给予一定的默认甚至是容许。但是,一旦工人运动要触动政权,要搞无产阶级专政,那很快就会被镇压。1923年“二七”大罢工之所以被镇压,大概就是因为有人给当时的军阀吴佩孚写信通报,说这些搞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跟南方的孙中山政府是相通的,是南方孙中山政府在北方伏下的“第五纵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吴佩孚就下决心去镇压工人运动。此前吴佩孚可是曾经被斯大林看好的,斯大林认为吴佩孚是在中国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将军。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一部分共产党人反对,但是大多数共产党人还是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于是就加入了国民党,跟国民党合作。这是一条新路。新路总是蕴含巨大风险的。而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如果被国民党吃掉了怎么办?如果共产党员变质了怎么办?事实证明,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很快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很快就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这就说明那些希望走老路而不走新路的人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是很真真切切的。

可是那些坚持走老路的人就对吗?我看还是主张走新路的人对!尽管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尽管国共合作破裂,但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在1924年—1927年这短短三年的时间中,中国共产党迅猛发展。这三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接触武装的三年。如果没有这次国共合作,实际上也就没有后来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也就形不成比较有力的军事基础。所以,尽管这次“四·一二大屠杀”损失非常巨大,那也就是走新路所冒的巨大风险,但最后的事实还是证明,新路才是通向新中国的道路!

如果一直沿着老路走下去会如何?假设“二七”大罢工失败以后继续走工人运动的老路,继续走罢工斗争的道路,走工会组织的道路,结果会是怎么样?那很可能就会像1970年代韩国工人运动的态势。1970年代,韩国一大批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大学生深入到韩国工厂去打工,去参与工会组织、发动工人罢工。1980年代,韩国工人运动之所以能够风起云涌,就跟七十年代那批大学生深入工厂有关系。1980年代,韩国也逐渐开放党禁,工人运动也确实是登上了政治舞台,形成了比较大的工人型的政党。但是即便如此,结果又怎么样?工人型的政党其实一直是在韩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陪衬性的作用,掌握不了实权,韩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也没有根本的变革。

因此,老路不是不可以走,但是老路确实不是通向政权的道路,更不是能够改变私有制的道路。所以,我感觉1923年之后的国共合作是第一次新路和老路之争。

建军初期的新路和老路

“四·一二大屠杀”发生,国共合作破裂,党被迫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但是,要掌握枪杆子其实是有两条道路可以走的:一条道路就是老路,即中心城市暴动,一省、数省首先取得胜利。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共产党把当时(1927年以后)的中国革命形势估计得非常乐观,认为就可以像十月革命那样很快取得政权,所以就要中心城市暴动。毛泽东主张走的道路则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条新路。但是,在当时很多党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看来,井冈山的道路就是“落草为寇”的道路,就是农民起义的道路。所谓“山沟沟里头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毛泽东道路的否定。他们认为自己走的才是正确的道路,而毛泽东所走的新路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当然,我们也知道,事实证明那条十月革命的武装暴动的老路其实是错误的,是不合国情的。而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则是正确的。这就是第二次新路与老路之争。

 

井冈山上的新路和老路

井冈山时期的大问题是要不要建立政权,要不要建立根据地。

有一派就认为既然是落草为寇,既然是打江山,那在江山还没有打下来之前,我们就是一支游击的、流动的部队。这个就叫“单纯军事观点”,也是一条老路,南昌起义的朱德,接受西方型军事训练的军人,大体都倾向于这条路。毛泽东的主张则是不但要军事斗争,而且还要建立地方政权,要建立根据地。毛主席当时所说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根据地的作用像什么?就像人的屁股。人不能总是走路,有了屁股才能休息,如果没有屁股就没法休息,就会累死。

朱德的观点是否有道理呢?恐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证明政权也确实是一个拖累。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权成了拖累。当时提出的口号就叫做“武装保卫苏维埃”,用阵地战对付阵地战,人家铁桶般地包围过来,我们就坚决地“御敌于国门之外”。毛主席这时候提出的又是一条新路:敌人来了我们就走呀,我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谓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嘛,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敌驻我扰。如果站在老路的角度看,他就会觉得,你到底要不要根据地呀?如果要根据地,那就不要游击战;如果要游击战,那就不要根据地。又要根据地,又要游击战,等到敌人一过来,我们这个根据地又得丢掉,怎么对得起根据地的老百姓?

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应该说指战员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道理也非常简单,我们的红军战士大部分来自苏区,他们是愿意保卫苏维埃的。因为战士们分得的土地、财产都在苏区,如果敌人来了之后,我们的大部队游击战或者运动战走掉了,苏维埃政权就会丢掉,分得的土地可能就又要被夺回,胡汉三就可能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战士们就非常容易动员,觉得实在不行就拼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嘛!这种强烈的情绪上下互动,就形成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这不就是“保家卫国”嘛!只不过那个“国”比较小而已。而保家卫国岂不是最正常的路子?如果敌人一来,你就把整片领土放弃掉,还说什么迂回游击战,然后再来收拾这些占领根据地的敌人,但是那就意味着得先让敌人进入根据地蹂躏一把,那个代价确实太大了。

可见,新路和老路实在不好选择啊。

毛主席几乎在每一个时刻都代表着新路,他还就是不代表老路!但是,老路听上去似乎是有理论、有立场、有依据的,而新路听上去则是挺悬的。

遵义会议里的新路和老路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但是实际上严格来讲,也只是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地位。我们知道,毛主席一向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但是,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并没有取得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如果走老路,就会这么想,“我既要有军事领导地位,又要有政治和思想领导地位,这样我才会来担任领导。要不然,我在干事的时候就会时常遇到你们的批评,那事情就没法干。”这样看来,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是在领导权不完整的情况下领导着红军往前走。这实际上是决策体制变更上的一种新路,带着问题前进,在争议中前进。

西安事变后的老路和新路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张学良电请中国共产党协商处理。党内就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就是,围追堵截了我们十年、屠杀了无数共产党员的大魔头终于被抓住了,或者至少是说我们有可能去处理他了,那何不就趁此机会杀了他呢?所谓“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国民党如果失去了蒋介石那就不灵了,应该把他干掉。这时候还真是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呵,这是一种上下比较一致的主张。但是,这条路恰恰是一条老路。

毛主席主张不杀,不仅不杀蒋介石,而且还要把整个红军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还要把五角星的红军帽换成国民党的军帽。很多红军将士都是想不通的呵!这究竟是咋回事呀?难道是共产党的高层背叛了吗?这不就是投降吗?这不就是宋江吗?

确实,这条新路还真是难走。难就难在既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保持统一战线当中的独立自主性。这可是走钢丝呵!稍有不慎就会掉下万丈深渊!极左的主张杀蒋,极右的主张真投降。既不杀蒋,又不投降;既要接受蒋介石的改编,又要保持我党我军的独立自主性,多难啊!

接受改编前,杀蒋派呼声很高。一旦接受改编,降蒋派又抬头了。蒋介石毕竟给这个十八路集团军发了点军饷,供了点武器、弹药、服装,还给高级将领发了委任状。于是,降蒋派的呼声就渐渐成气候了,表现在政治路线上,就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既然喊蒋委员长万岁了,那就该一切听他的话呀,他要我们去哪里驻防,我们就去哪里驻防,他让我们打谁,我们就打谁。“杀人放火受招安”,历朝历代都有人干这种事。但是,毛主席可不高兴。他认为,这就是失去了统一战线当中的独立自主性。不能是他蒋介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而是我们想干嘛就干嘛。双方有地界的区别,有指导方针的区别,有内部思想指挥关系的区别,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但是,这次走钢丝又遇到了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遇到了皖南事变。因为国民党也明白这个道理,它也在走它的钢丝,我们这边则在走我们的钢丝。国民党的意思就是既要抗日,但又想借日本人之手把共产党灭掉,实在不行哪怕出动一点国民党的力量去灭掉共产党也行。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之下就有了皖南事变,把我们的新四军给灭掉了。新四军被灭掉对于国共合作是一次极大的考验。新四军剩下的指战员们义愤填膺,特希望党中央给我们新四军出口气,要报这一箭之仇。你灭掉我们一个军,我们也灭掉你一个军。但是,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忍下了这口气,说到底是没有跟国民党真正干起来。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处理就是新四军的番号不变,重建新四军。这就叫“有理、 有利、有节”。党中央实际上也就是发表了周恩来那十六个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不过是发表了这首诗。如果按照新四军指战员的观点,“这十六个字难道就算是给我们讨公平了吗?那你这个党中央也显得忒软弱了吧?”其实他们当时完全是可以这样想的。好在我们的新四军指战员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网友水平那么高,他们不知道怀疑中央,所以就又重新成为一支铁军。后来在解放战争当中还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新路确实难走,不好办!

重庆谈判时的新路与老路

抗战结束,国际、国内的形势都要求国共再次合作,要求双方别再打了,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达成三巨头协议,对于中国的地盘,他们是有瓜分的倾向。斯大林其实也不准备支持共产党继续扩大地盘。所以,在美国的调停之下,就要求共产党跟国民党谈判,双方不要再打了。

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她明明知道蒋介石肯定会趁着和平谈判的机会消灭共产党,这个是很清楚的,事实也就是这样。双方不共戴天呵,只要中日战争一结束,双方就非得打起来不可。蒋介石是这样想的,共产党也是这样想的,共产党也不见得真的就能够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这事究竟该怎么办?

如果按照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基础理论,那就意味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蒋介石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阶级斗争又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既然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那还谈什么?干脆就不用谈!

更何况还是要到重庆去谈判。我们都知道蒋介石是笑面虎,一边微笑跟你谈判呢,另一边可能就派人来把你杀了。多少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不都是这样被干掉的吗?再干掉一个毛泽东,那算什么呀?至于说他会因此而背上千古骂名,那蒋介石背负的骂名可多了,也不在乎再多增加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去重庆谈判显然是风险太大了,而好处则没有什么。这就是常规判断,而常规判断恐怕也就是老路。

毛主席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既然是人家邀请过去谈判,而且还有美国从中担保、调停,那就去!无非就是我死在那里嘛,我们这里不是还有少奇同志吗?不是还有朱德、小平、陈毅吗?我们有那么多将军呢!如果我的死可以让国民党颜面扫地,那也值了。

但是,显然这件事情理解的人不多,担心的人不少,反对的人也大有人在。后来,毛主席也确实去谈判了。虽然人没出事,平安返回延安,但谈判也没有真成功。很快,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

所以,当初那些不想谈判、准备走老路的人大概就会说:“你看,谈判没有用吧?谈那两三个月干嘛呀?反正还是要打的。谈判反而是让国民党腾出时间来做好了战争的准备,让国民党借此时机把兵力运送到了全国各地,让它巩固了地盘,赢得了战机。所以,这个谈判是没有意义的。”

我作为一个“事后诸葛亮”,就觉得这个谈判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意义重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你会发现国共两党重新开战只有短短一年时间,战场的局势就扭转了,等到打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时候,战争进展速度就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本来我们是准备打五年、打十年的。结果,从1947年中以后,战争局势就扭转了。紧接了辽沈、平津、淮海战役胜利。1948年年底,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仗可打了。剩下的事情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重庆谈判。很多仗还没打呢,蒋介石的部队就有一些起义了,有一些投诚了。重庆谈判打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魔化,特别是打破了国民党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因为国统区对共产党的宣传大概就是“共匪”、“共产共妻”之类的,整个就是把共产党妖魔化了。毛泽东到了重庆,一首《沁园春·雪》就让整个山城为之倾倒。我估计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在看毛主席的风采和表现,最后就发现,“这毛泽东的水平可比蒋介石的水平高多了,咱与其跟着蒋介石还不如跟着毛泽东呢。”这是他们后来倒戈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样去看历史,我们才能体会到新路的意义之重大。

建政初期的新路与老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中国都归共产党领导。既然如此,那所有的职位就应该都由共产党来支配,党政军都应该是共产党的人去掌握才对啊。这就是“打江山,坐江山”嘛,这也是千年的老路呵。但是,毛主席没有这样干,而是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把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傅作义这些人都请到了新政府当中,请他们做了国家副主席、政协委员、水利部部长等。也就是说,把很多重要职位都让给了那些没有参与“打江山”的人。

这就让党内很多人不满意。他们觉得“我们辛辛苦苦打江山,结果我们这些老革命反倒不如那些新革命,他们一投诚,你就给部长职位,我们打了这么久,也没捞着一个部长的职位呀。”于是,这些人就有怨气,而且当时那股怨气还是很大的,就是所谓“早革命不如晚革命,老革命不如新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当时的怨气就是这样表达的。如果毛主席没有勇气走新路,不是把更多的位置让出来给党外人士、起义人士去坐,那新生的政权其实就缺乏那种海纳百川的大气,也就不可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至于说党内那些高级将领的不满意见,毛主席就会教导他们,我们进城不是去捞官、捞钱、捞房子的,而是为革命,为人民。只要人民乐意,只要人民的积极性能够被调动,我们就不要在意自己的名利。这岂不就是新路?

所以,我就感觉毛主席一路走过来,那全都是新路;而党内走老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老路容易理解,新路不容易理解。

土改以后的新路与老路

全国解放,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愿望。但是,土地分下去就好了吗?要知道,每个王朝建立初期,都会平分土地。虽然这满足了广大农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愿望,但发展下去,仍然会走到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的路上去,仍然会出现土豪劣绅。所以,平分土地,土地私有化,其实仍然是一条老路。

当时山西省委提出来要走新路,搞合作化。山西是老解放区,许多地方早在1946年就搞完土改了。土改以后,很快出现了新富农、新贫农。山西省委察觉到农村两极分化的倾向,提出走互助组、合作社的道路。报告打到刘少奇那里,少奇同志不以为然。他的基本倾向是:没关系,先放开利用私有制的积极性,利用农民的小农意识,先把农村经济搞活,先把市场活跃起来;至于说以后农村出现两极分化了,那咱就再搞第二次土改。”

不过,在毛主席看来,这条路听起来就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打土豪劣绅、地主富农,那是在旧政权下培育出来的旧地主、旧富农。如果说我们把土地都分下去之后又出来了新地主、新富农,而且那还是我们的政策所鼓励的,还怎么能再杀呢?

那该怎么办呢?就得考虑走一条新路,新路就是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以及最后的人民公社,这是一条新路。当时双方经过许多争论,最后就觉得,“是呵,既然我们是共产党打了天下,那就不能让农民自发地再度分化,就得让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走合作社的道路。”这样,就有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

合作化时期的新路与老路

合作化本身是条新路。但是,新路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其中,就有急于求成的风险。

有人想,既然已经有了互助组,有了合作社,那干嘛不把合作规模搞得更大一些?干脆我们就以公社为单位来合作,干脆我们就以县为单位来合作,甚至我们干脆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干脆全国土地全部公有、生产全部公有?这岂不是更好?更新?反之,如果中国农村公有化的程度低,不同省、市、县、区、乡,土地、水利、光照、气象条件不同,同样的劳动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同工就不同酬,就会出现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的分化,小集体、大私有,岂不是向私有制的让步?

所以,出来了争议,也就是人民公社究竟要什么规模。是不是要到一个公社甚至是一个县为一个核算单位?这个地方毛主席可能当初也没怎么想清楚。

但是,当大跃进出了种种问题之后,毛主席很快就进行了调整。中心思想是缩小核算单位,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既坚持了合作化的方向,又避免了“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思想陷阱,是一条新路。

要知道,“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那条路其实是有理论基础的,其理论基础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大二公、纯而又纯,才能确保“两个决裂”,才能消灭私有观念。“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则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私有制,不利于消灭私有观念。

    既反对分田单干,又反对一大二公,才是新路。分田单干,千年的老路,容易走;一大二公,消灭私有观念的经济基础,也似乎可以免去很多麻烦。既反右,又反左,这条正确道路——新路却是一条挺麻烦的道路。因此,我才觉得它是一种真正的创新和探索。

当然,这个探索是否成功,我们还可以议论。因为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之下,确实也有一部分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没有搞好。比如小岗村那样的,就是没有搞好嘛。没有搞好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缺乏好的带头人,是不是可以允许他们搞包产到户呢?我个人倾向于应该允许。既允许像小岗村那样落后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也允许像华西村、南街村这样的比较先进的生产队、生产大队搞集体生产,我看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但是这个实事求是就不容易,因为我们后来走了一刀切的道路,1980年以后我们干脆就一刀切地搞了包产到户,非要那些走集体道路已经走得非常好的村庄解散,这就又回到老路了!

因此诸位就要知道,为什么老路有很多人欢迎?因为走老路是比较爽快呀!老路看上去就容易让大家理解,而新路看上去就不太容易爽快,不太容易让大家理解。但是,我看出路恐怕确实不在老路,而应该在新路!

经济建设上的老路和新路

建国以后,一方面要打仗,另一方面就开始工业化建设。搞工业化,我们党不熟悉。现成的路子是照搬苏联技术、制度、决策体制。一开始,我们也就是照搬。大批学生去了苏联学习,156个苏联援建项目落户大江南北。1956年,毛主席听了十多个部委的汇报,听了一圈汇报之后,就写了《论十大关系》。这其实就是要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其中有一些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比如“农轻重的关系”。如果按照苏联模式,那就是“重轻农”,也就是重工业优先,轻工业其次,农业放到最后的位置。但是,毛主席说:不对,这个次序错了,应该把农业放到首要地位,轻工业放到第二位,重工业放到第三位,我们的工业建设格局应该是“农轻重”这样的次序关系。农业是可以保障吃饭的,而轻工业实际上是可以积累利润的,如果是搞重工业,把它放在优先地位,那就意味着要比较长时间的投入而没有产出,那我们的人民会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积累率会过高,而消费率会过低,所以,那条道路实际上是一条挫伤人民积极性的道路,因此我们是不能那样干的。这不就是在探索新路吗?

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分布上,毛主席主张工业布局的分布要考虑东中西,均衡发展,用东部的积累利润逐渐去支持发展西部,实现全国工业布局的均衡发展。这不也是一条新路吗?

在工业决策体制上,苏联走的道路叫做“一长制”。而毛主席则觉得这个“一长制”跟我们党历来熟悉的群众运动的思路,跟“各村有各村高招”的思路不一样,过于集权,不利于发扬民主,所以就主张我们要修改“一长制”。修改的主要方式就是推广《鞍钢宪法》。1959年,鞍山钢铁公司党委联合鞍山市委给毛主席一个报告,介绍了鞍钢怎么样在党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让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来搞发明创造。通过“两参一改三结合”,鞍山钢铁公司各个生产关节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鞍山钢铁公司的生产效率。这就是要改苏联的“一长制”,这就是决策体制上的新路。

一次有争议的新路探索

我印象当中,还有一次探索新路就有争议,就是关于大炼钢铁的问题。

我曾经有机会和马老(马宾)交谈过。马老曾经有机会在五十年代初期担任一个省的省长或者是省委书记的职位。但马宾认为,革命结束后我们要搞建设,而建设的事情我们不会,就得去学习。所以,他就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跑到苏联去学习钢铁工业,连着学习俄文和钢铁工业,大概是用了两年多时间吧,每天馒头伴着冷水读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既把俄语学会了,又把钢铁工业的情况了解和熟悉了。回国以后,马老就写了一份中国钢铁工业的规划和设想,并且递交到了毛主席那里,但是毛主席不满意。因为按照马老的意见去搞钢铁工业,那就是专家型的钢铁工业,会冷冷清清;而毛主席则希望发动人民群众,热热闹闹地搞工业建设,包括搞钢铁工业也是这样。

这个探索看来是有问题的,是失败的,或者至少是部分失败的。五八年的土法炼钢,那个小高炉,那些为人诟病的现象,可能跟毛主席当初希望发动群众搞钢铁工业、搞工业建设有关系。在这件事情上,马老至今觉得自己没错,可能就是毛主席错了。我也觉得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太浪漫了,可能就是错了。但是即使错了那也是在探索新路的过程当中犯下的错误。

如果要为此辩护几句的话,尽管大炼钢铁确实是失败了,土法炼钢、土高炉确实是失败了,那也不能说是完全失败,还是留下了一点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呢?就是留下了后来的乡镇企业。大跃进打破了农民对工业的神秘感。当我们乡乡村村都在搞工业、搞高炉的时候,这里边就有一些聪明人会想:原来工业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咱要是有设备的话也能干,那些工业规范我们去学习就是了。这次失败了,下次就有可能成功呀!这样就解放了思想,打破了束缚,打破了迷信,为后来中国大量普普通通的农民参与到工业建设当中,办各种各样乡镇企业,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启发性的作用。这种启发性作用后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大邱庄的禹作敏,他那个大邱庄靠什么?不就是靠钢铁工业吗?实际上,大邱庄的钢铁工业很可能还生产过一些假冒伪劣钢铁。从假冒伪劣变成了质量优秀,这是一般企业都要经历的过程。华西村的吴仁宝搞的其实也是钢铁工业,很可能他们就是受当年搞土法炼钢的启发,发现工业也没有那么神秘,不会的话学习就是嘛。这是钢铁工业以外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任何事情都不能简单地去否定,不能简单地说错了就是全错,对了就是全对。其实,常常是错误当中还留下了一些成就和启发,而正确当中可能还束缚了手脚。所以,历史就不容全盘否定。

反腐倡廉上的新路和老路

毛主席所探索的新路还表现在政治方面。这个争议就比较大。

严格讲来,毛主席在反腐倡廉上探索新路,自1944年就已经开始了,要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探索吏治上的新路,希望我们能够带出一支清正廉洁、勤政能干的干部队伍。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是一个开头,后来又有了西柏坡“进京赶考”的说法,有建国初的“三反五反”、有1957年的整风运动、有1960年代初期的四清运动,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在干什么?其实都是在探索新路。

我看首先还是要先肯定这些探索的成绩。以我的判断,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在进城之初就腐败了,而因为有了毛主席,我们就把大面积的腐败进程推迟了四十年到五十年。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很多网友头脑中可能都存在一个神话,存在一种迷信。这个神话和迷信当然也是我们党的宣传舆论所形成和塑造起来的。我们基本上接受了这样一种神话: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全是英勇无畏的,是不怕死的,都是由张思德、董存瑞、刘胡兰、江姐这样的英雄组成,全是党性纯粹的、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因此1949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可以用“伟大、光荣、正确”来形容。但是,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真的就是完全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犯错误、通体透明、纯洁又纯粹的共产党吗?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如果把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理解得那么好的话,就无法理解建国后为什么要整风,为什么要四清,为什么要文革。

问题的要害就这里。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并不纯粹、并不彻底,官僚主义、特权、贪污,甚至还有军阀作风、草菅人命等。这些问题在党的各个层次当中多多少少都存在,这个恐怕才是事实。所谓“伟大、光荣、正确”,那是指在方向上、目标上、所取得的成绩上;如果从构成我们这个党和军队的个体层面去看,那问题也是很多的。

为什么毛主席要在1944年的时候组织全党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呀?就是因为感觉我们这支队伍跟李自成的队伍也有相似的地方。许多人实际上有草寇思想,而且我们还收编了很多土匪,收编了很多地方武装,收编了很多起义投诚的部队。我经常打一个比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大自然的特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也就是说,1921年建党初期的那批共产党人是“在山”的泉水,还没出山呢,当然是清灵灵的,清澈见底。其实严格讲起来也不是这样,因为1921年的共产党本身也并不纯粹,里面后来出现了很多汉奸、叛徒、脱党的人。如果1921年的共产党都不太纯粹,那后面其实就会更浑浊。等到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大党,已经拥有一支大军的时候,就已经是“出山泉水浊”了。如果我们去看长江就会非常清楚:长江上游,通天河那一带,金沙江那一带,是比较清澈的,过了重庆就开始浑浊,后面就是越来越浑浊,因为后面汇进了很多各个地方的支流。同时,因为越往下走,土壤越肥沃,冲刷进长江中的土壤也就越来越多,而山上则没有多少土壤可以冲刷进长江中来。因此,到了1946-1949年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迅猛发展,连打胜仗之后,其实无论是否相信共产党,无论是否与蒋介石有深仇大恨,他都想加入共产党。

我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话来讲,到了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之际,共产党就像一支股票,连拉了若干个涨停板,而且还牛气冲天,不知道涨到什么时候去,凡是有点钱的全都来买共产党这支股票了。当然,这是用身家性命来买股票呵。那个时候,入党的收益已经可以预期,而成本和风险已经极大地降低了。因此,那时候很多人之所以加入共产党,加入人民解放军,其实是被大潮裹挟进来的。有些是主观的投机,有些是客观的投机。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投机,反正他都是进了这个党了。这一点,在我们建国以后的宣传当中其实是被忽视了,没有展开。现在,只要你是1949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就全都是离休干部。可是,你知道离休干部当中也有很多人是没有那么高觉悟的,甚至还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利益是看得比较重的。

只有认识到这个共产党在方向上是光荣伟大的,具体构成上则是泥沙俱下的,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建国以后要三反五反,为什么要整顿党的作风,为什么要四清,为什么要文革。假设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就是通体透明、纯而又纯的,那毛主席后来的一切行动就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

跟着这个神话,还有一个刘青山、张子善的神话。好像建国初期毛主席杀了刘青山、张子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此后就风清弊绝了,就没有贪污腐败了,就没有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了。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只能说许多党员干部是有所收敛了,不敢公开了,害怕了。但是,党纪国法监管不到的地方,在需要防微杜渐的地方,他是该干嘛干嘛。只有这么去理解我们这个党和军队,才可以理解毛主席的苦衷,才可以理解毛主席在政治上的创新之不易!

毛主席有一句很豪迈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绩是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了。

可是,“团结”这两个字可不容易讲,那是千难万险呵!险在哪里?人心险恶。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办企业、开公司,或者很多人只是成个家、结个婚,都感觉到团结很难。如果说两个人的团结都难,一个公司的团结就更难,一个国家的团结实际上是难上加难。因为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同时七嘴八舌,各自又有各自的主意。四万万五千万人要团结,现在十三亿人要团结,那简直就比登天还难。当然,你要说团结如一人,那确实比登天还要难。但是大体的团结还是可以的,而“大体的团结”那就意味着其中有很多不团结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不是自然现象,而一盘散沙倒是自然现象。团结就像海中的小岛,而自私自利的倾向就像那个拍打着小岛的海浪,每天都会拍打,最后就要把这个小岛给冲毁和瓦解掉,把一个团体给破坏掉。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就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状态,团结变得很脆弱,很微弱。可是,当毛主席要把那个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的时候,那得付出多大的心力呵!

我记得,梁漱溟对建国初期的情形有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忆。他说自己当年在成都,看到两个方面军争夺国民党留下来的别墅、汽车,于是就担心共产党内部又出现新军阀割据的局面。这支军队说这个房子是我先占领的,而那个军队说这个房子明摆着是划归我的,于是双方就吵起来了。这样,你就会发现人心确实是团结难,分散易,团结像从善,因此“如登”,而分散则像从恶,它“如崩”。毛主席就是因为始终对于我们这个社会自私自利的倾向、对于一盘散沙化的倾向高度警惕,因此发动了多次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整风运动、四清运动,一直到文革。

文革这条新路怎么看?

但是,这其中的争议也就出来了。比如文革,这条新路开得怎么样?文革结束以后,党的决议基本上是说文革是错误的,需要全盘否定。有人甚至用“十年浩劫”来形容。十八大报告稍稍温和一些,说这十年是“严重曲折”。因此,这条新路,这一次政治创新,实际上至今没有一个共识。

当然,你也可以说党中央有党中央的共识,民间也有民间的看法。民间的争议并没有“不争论”而真的消失。2012年,距离发动文革的1966年,已经46年过去了。但是,民间的争议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还在不断地蔓延,以至中央文件的语气语调也相应地随着修正了。这种不断地蔓延实际上是基于一个事实,就是毛主席发动文革其实是要反修防修,是要反腐败,是要防止党的变质,动机是好的。如果1978年以后党没有变质、没有腐败,那么文革就是错误的;而现在的问题则是党真的腐败了。新任总书记习近平承认,腐败不除,有可能亡党亡国。既然如此,人们就想到,那当初的文革恐怕就是有道理的。至于说怎么去解决腐败问题那另当别论,但腐败化的倾向要不要加以警惕?

今天再回过头来看文革,我的一些看法就跟很多的左派网友不一致。

首先,我理解文革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但是,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党内腐败化的倾向,我看就有可能是“过”了。1967年7月,毛主席就在认认真真地考虑一个问题:要不要武装左派?要不要允许群众专政?要不要允许群众所谓的“私设公堂”?他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呢?因为他有一个基本判断,他号召军队支持左派,但实际上75%的军分区支持的都是右派或者保守派。我认为,毛主席这个判断大体符合事实。问题在于怎么办!如果军队、军分区支持的是地方的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造反派又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自下而上揭露社会阴暗面的那一派,如果要把文革继续推进,那就意味着必须得武装左派,否则你就无法深入,左派会被保守派给镇压掉,造反派会被保守派镇压掉。所以,1967年7月18日的,毛主席赞扬武汉造反派武斗的工事修得好,随后7月21日,江青讲话时就讲了“文攻武卫”,号召造反派武装保卫自己。显然,这以后就武斗就容易升级。

有很多人就想,可不可以既要文革,又不要武斗;既要造反派组织起来,自下而上揭露社会阴暗面,但是不要武装左派,不要武斗,行不行?我看大概就做不到!

历史的逻辑一旦启动起来,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既有这一派的群众,又有那一派的群众,当两派群众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的时候,走向武斗实际上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那该怎么办呢?那就意味着在发动文革的时候,要组织群众起来去形成各种各样战斗队、造反派的那一刻,就得更加慎重。有人说,毛主席本来就是够慎重的呀!在发动这场文革之前,实际上还真是犹豫再三,下不了决心,最后还得回井冈山、回韶山,去吸收继续革命的勇气和信心,然后才回到北京发动文革,他还真不容易。我也承认毛主席确实不容易!但是,我现在更倾向于不用这种最后必然通向武装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思想分歧。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斗私批修”!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号召群众起来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造反有理”;另一方面也鼓励干部自上而下地改良,“斗私批修”,自我改造,为人民立新功。逻辑上说,如果自我改造能成功,就不需要“造反”了。反之,如果必须“造反”,只能说明“斗私批修”行不通。

这自上而下地自我革新的道路听上去显然是有点不太靠谱。当年很多造反的同志们大概也不可能相信这件事。这不就等于是要求特权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不就是劝人向善吗?这事古往今来可没有先例呀。

不过,我倒认为其实也还是有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就是毛主席!如果论特权,那毛主席可能就是特权最大的;如果要论地位,他可是地位最高的;如果论功劳,他又是功劳最大的。他这样一个居于全国最高领导职位者,甚至愿意去放弃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党和国家,去发动群众向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体制开火,我看这个勇气那真是不得了呵!这确实史无前例,这个确实没有第二个人做得到!但是,如果放到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既然已经有了第一个人做到了,那没准就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做到呢?

也就是说,我们共产党这支队伍,虽然开始时可能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虽然里面的成分很复杂,思想也很复杂,但是大家还是向往高尚、追求高尚的,我们这支队伍还是有可能通过精神境界觉悟的提高来抑制和克服腐败现象。

我现在就是在考虑这个思路,就是中医型思路。社会改造的中医思路,这是条新路。

如果按照经济基础决策上层建筑,物质决策意识的思想,中医思路很不靠谱!因为它似乎过于相信上层的那些人,而西医这个思路则比较可靠。毛主席自己可能更愿意相信西医。比如,他其实认为解决官僚主义、特权作风这些东西,靠教育是不行的,得靠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起来监督,自下而上地来揭露、揭发。可见,毛主席对于教育这个层面也是不太相信的。这种“不太相信”是什么?这种“不太相信”其实就是老路,而不是新路呵!

所以,文革虽然是一次政治创新,一次失败的政治创新,但是,支持文革的基本理念却是“造有反理”,是“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适价值,是唯物主义,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老路。

我为什么愿意赞扬十八大

今天这个社会,当谈到党的腐败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咬牙切齿。但是,怎么办?许多人想到的其实都是多党竞选、三权分立、轮流执政,因为这是西方的路子,是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路子,其实是条老路,也是所谓改旗易帜的邪路。前苏联走了,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另一些人想到的是推倒重来,同样是条老路。

我认为,在一党执政之下,通过恢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恢复党原本高尚的品质,来逐渐地解决腐败问题,这个才是新路。

我说到这里,争议可能就会越来越大呵。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党有自我革新的潜力,那最后结论就只能是“左右合流,推到重来”。但是,如此一来,腐败固然是没有了,但是,没准国家就四分五裂了!萨达姆政权倒了,它再想腐败的确是不可能了,但是迎来的结果却是伊拉克派系林立、流血不止;卡扎菲政权也同样是有腐败、有问题的,可是当它被推倒之后,迎来的就是利比亚的四分五裂。小国都可以四分五裂,像中国这样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真的四分五裂了,那恐怕还真的收拾不住。

所以,现实不允许我们往老路或邪路上走,我们被迫要走新路。当然,走新路很难。

我在左翼当中实际上一向都是非主流。所以,我认为自己是“非主流当中的非主流”。其实是一向主张走新路的,并且还因此而得罪了很多人。得罪人的理由基本是在这里:我这个人比较强调精神的作用、思想的作用,对于“基础”这一面,我只是把它放到制约性的位置,而没有把“基础”放到决定性的位置。我跟很多左派朋友的分歧就在这里。

很多左派朋友说:你看,今天还有公有企业吗?虽然还有国有企业,但是那都是“官有企业”,公有企业已经接近于没有了。私有企业占了百分之八十,剩下那个公有企业也已经是腐败丛生,这是我们社会基本的经济现实。既然经济基础已经变了,那上层建筑能不变吗?经济基础烂掉了,上层建筑能不因此而烂掉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因此我们社会就是不可救药的,就是没戏了,只能推倒重来。

但我的思想则是:我不认为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我只承认经济基础起制约性作用。我认为,即使今天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了,社会已经烂到这个程度了,只要出现好的领导,仍然有可能慢慢地恢复元气。也就是说我比较强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强调思想和精神的重要性。

我记得曾经跟很多老同志长期讨论这个问题。每一次见面他们都说:唉,公有制企业比重又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所以,他们是忧心如焚。我也同样忧心如焚呵!但是,我“忧”的是另一个方面,我“忧”的是高级干部丧失信仰,丧失理想,丧失道德!我担心的是这些问题。我认为,如果高级干部能够重建信仰、重建道德、重建理想,那经济基础还有可能好起来,公有制还有可能扩大,私有制还有可能收缩。

所以,我这种主张就意味着对于上层比较重视,这也是我一贯的思想。我反复体会,比如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如果从下层看,从基础看,我们这个党、这支军队,还是要地盘没地盘,要枪没枪,要服装没服装,要口粮没口粮。也就是说,如果从基础层面看,这个党、这支军队还是要失败的,不过就是因为上层变了,出来了毛泽东,后来没有枪也有了枪,没有地盘也有了地盘,没有人也有了人。所以,我刚才叙述的毛泽东一贯走的新路,其实都是说思想上、路线上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主导一切的,那个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倒是显得相对被动和相对可变

这样就与很多老同志的意见不一致,他们批评我“唯心”,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可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按照你们的唯物主义,那是不是应该批判毛主席讲的那个“思想领先,政治挂帅”呀?毛主席为什么不讲“经济领先,技术挂帅”呢?按说那才是唯物主义的呀。

所以,当这次十八大开完,我写了一篇赞扬十八大的文章。好多人就不高兴了,不高兴的理由就是:你也太看重上层了,太看重新的班子那些新的方针了。基础都已经烂掉了,你还抱什么希望呢?

但是,我还是愿意去赞扬十八大。这并不是因为我过于乐观,其实我的逻辑很简单。当一些左派朋友不乐观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和拥护者吗?那你就得知道毛泽东当年其实是下了一盘特别大的棋,他播下了很多种子,他让那批高干子弟、中干子弟们都上山下乡,去接受锻炼,去培养人民立场和人民感情,这批种子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可不就是十八大嘛!我们现在的中央常委当中有四个人是知青,当年他们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艰苦的农村去锻炼成长。他们既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动力,后来又经受了改革开放的考验,锻炼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经验。现在岂不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大显身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乐观一下呢?这就是我为什么比较乐观的理由。

有人会说,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支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呀!这条路跟邪路也差不多呀。但是,我的看法一贯跟很多人有区别。我的意思就是,今天并不是因为我们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不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还很落后,而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觉悟水平不高,在觉悟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只能搞混合经济体制,只能搞公有为主导、私有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混合经济体制其实不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吗?

但是,有人还会说,照你这样说,那岂不就是意味着改革开放全对了?我的意思倒不是这样。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像毛主席走的那条新路一样,是不容易走的,很容易出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大的危险就是腐败。本来我们党员干部的觉悟就不见得高,又有了市场经济,又有了私有制,又有了无数资本家,他们有动力去行贿,而另一边又有动力去受贿。让一个有腐败倾向的干部和有行贿倾向的老板在一起,那不是很容易就滋生腐败吗?就相当于把一对青年男女愣是关在一个房间里,那不就是很容易出问题吗?其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难走,原因就在这里。就像当年跟蒋介石合作,就像当年重庆谈判,都是很难的,但那并不意味着就不应该合作,就不应该谈判,也不意味着就不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说这条路特别难走,因此得特别慎重才行。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改革开放有错误,那错就错在对腐败的倾向失去警惕,或者说警惕性严重不足,也不知道出了腐败之后怎么处理,而且不仅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腐败,甚至是推波助澜说什么“共产党员要带头致富”,“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那言下之意其实就是受点贿、贪点污也都是人之常情。这样的结果就是,不仅没有建立起防波堤,而且还把大门洞开,于是,改革开放后就逐渐走了一条正反馈的腐败之路,越来越难以收拾。等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整顿党的作风,要反腐败的时候,我估计他一定觉得真难,太难了!

估计诸位也一定会想一个问题,那还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呀?我认为也不是没有办法。

第一个大概就是需要我们得稍微有一点耐心。你要指望着一夜之间整顿好腐败,一夜之间风清弊绝,那就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可能性。但是。如果方法策略得当,至少有可能减轻腐败程度,放慢腐败的速度,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在比较好的情况下,让腐败得到比较有效的遏制,我认为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作为,我们普通群众可能就会感觉困惑了,如果那腐败的祸害正好落在我头上呢?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黑暗得不得了。我建议朋友们还是要有一点耐心的!如果说整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减轻了,如果说确实有一部分腐败分子被惩治了,其他人都感到战战兢兢,那我觉得就还是要给予赞扬和肯定的,还是要感到欢欣鼓舞的。

当然,可能还会有网友问这样的问题:难道我们就坐等着,看着习近平“耍戏法”,看着他整风,我们就干瞪眼,就只是旁观?那我们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哪里去了?那我们还怎么当家作主呢?我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大概是这样:

第一,我们自己先要做好,先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第二,我们积极参加检举揭发,帮助整顿党的作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逐渐使得党内的健康力量和党外的健康力量活跃起来,逐渐热络起来,逐渐联系起来,这样上下互动,哪怕不能帮大忙,至少是可以帮个小忙的。哪怕帮不了党,至少还是可以帮自己的。

这话说得不太好听呵,好像显得有些消极。但是,我觉得我们只是十三亿分之一呀,如果帮不上大忙,能帮一点小忙,帮不了党,至少我们自己不贪污腐败,自己为人民服务,这样其实也是为社会做了一份贡献,也是在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如果有我们这样一种声音在,有我们这样一种主张在,即使党有种种问题,但是只要人民逐渐觉醒了,人民的觉悟逐渐提高了,我看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就有希望!我所说的新路就是这样一条新路。

这条新路看上去确实不爽,不像“推倒重来、左右合流、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那一派的主张来得爽,但是过于猛烈之后,国家社会大伤元气也不见得真是一件好事。

我这次对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点确实是赞扬比较多,因为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值得支持的,这才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愿望!至于说“要消灭剥削压迫”,“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解放全人类”的目标,实际上恐怕不是大多数群众追求的目标。当我们一些同志把未来可以实现的目标提前到现在来实现的时候,那一定是脱离群众的,一定会变成少数人的、孤芳自赏的所谓的“最革命派”,这样的人热情可嘉,动机也可以称赞,但是他们的政策、主张如果得到推行的话,实际上反而容易使得社会出现动荡和灾难。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逐渐理解。

今天就先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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