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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
日期:2013-01-30 00:34:21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乃是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特征过强的必然结果。总结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最深层的问题恐怕是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反思自由主义,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区别开来,重新找到革命的历史方位。

  (征求意见稿)

  韩德强

  2006年5月28日初稿

  2007年4月28日修订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仇视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双方都在纪念。文革结束以来,似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似乎大家都不谈文革了。但是,文革仍然是中国各级政治舞台上各色人物的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仍然是政治事件和决策背后最深层的动因。支持改革派,谈到核心处,就是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冲击,如何上山下乡浪费青春,如何干活一天挣不了几分钱。如何可笑地狠斗私字一闪念。反思改革派,谈到核心处,也会说如何再一次发动群众,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地反腐败,从而引发对文革的再认识。每个人有每个人记忆中的文革,每个人都凭着这种记忆在思考和行动。所以,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文革已经化作幽灵深入到中国历史进程中,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无论是坚持改革还是反思改革,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这情形很像是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的欧洲大陆。各种政治流派、主张、人物都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记忆的阴影下。在整个欧洲大陆,统治者结成“神圣同盟”,对付各国的革命苗头;在英国,自由主义者柏克转向了保守派;在德国,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法国大革命而倾向保守,主张德国的未来革命动力乃至世界革命的动力当来自无产阶级。在法国,愤激派继续发展,终于有机会成立了新的巴黎公社,唱响了《国际歌》;这两种力量的合流,导致了革命怒潮在全球一浪高过一浪,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潮。但是,物极而返,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场百年革命怒潮开始一浪接一浪地退潮。这退潮是否直接酝酿着新的更大的革命高潮(由于全球性危机和战争的爆发);抑或竟要继续退潮,直到将革命带来的种种物质成果,如八小时工作制,如福利体系,如自由民主的政治权利等统统抛弃后,才会迎来新的革命浪潮,暂时还看不清楚。

  当然,有人可能会责问,凭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法国大革命发动的革命浪潮的最高潮?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吗?难道不是反动封建势力的最高潮吗?这种责问并非简单只是来自那些文革的受害者,有些还来自号称最革命的托派。他们以自由民主的眼光,无论左右,将文革看成一场专制政治的内部权力斗争。他们以同样的眼光,认为中国革命只是一场农民革命。1949年在天安门城楼成立的政权,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作包装的封建专制政权,毛泽东是皇帝,那些元帅、将军、委员、部长则是新的带剑贵族,他们靠吃军功老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更不是人民选举,获得统治社会的政治权力。中国搞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阻碍历史进程的反动的社会实验。这种论调稍加变形,就是1978年以后中国政治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壮大发展的深层根源。

  对同一事物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而且都以革命的名义,都以人民的名义,这才是我们最值得思考的历史现象。关键的分歧在哪里?

  权力: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按照常理说,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推翻现有政权的重大社会变革。革命每深入一步,被动员的人民群众越接近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原生态的自由主义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它主张主权在民(民权神授、天赋人权),权力应该自下而上地取得合法性,并且始终受到人民的严格约束,掌权者应该成为人民公仆。它所针对的,就是主张君权神授,权力合法性来自天国,不受凡夫俗子的约束,即不受人民群众的约束。显而易见,如此自上而下的权力完全可能是残暴的、昏庸的、荒淫无耻的。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进一步推论,绝对的权力一定导致绝对的腐败。站在任何一个下层民众立场上,自由主义这种说法都有极大的吸引力。为什么要相信、服从某个自称有神授权力的人呢,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呢?“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美好的世界,全靠我们自己。”这种信念,和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信念很容易沟通。

  但是,一旦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信念化为革命行动,问题马上出来了。列宁就发现,工人自发产生的常常是工联主义,是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容易与资本家妥协的,最终导致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是巩固而不是破坏资本家的统治秩序。因此,与资本家乃至整个社会都不妥协的、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阶级革命意识,要靠掌握了革命理论的先进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但是,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这就意味着革命的权力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先进分子手中。这些先进分子的权力又进一步来自先进理论。在严格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不又是换了包装的君权神授吗?毛泽东也注意到,革命能否成功,政治上思想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错误了,有了人可以死人,有了枪可以丢枪。这一论断不但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也被世界各国、各历史阶段一切成功或失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问题在于,在复杂而漫长的革命实践中,靠什么达到政治上思想上的正确,靠革命队伍里自下而上的民主行不行?想象中可以,实际上不行。革命航行在没有航标灯而波涛汹涌、暗礁四伏的未知海域中,的确需要靠少数优秀的、有远见卓识的领袖来引航。但是,这就意味着革命权力将自上而下地运行,集中将优先于民主。更进一步,什么是远见卓识?谁能具备远见卓识?谁的目光能够穿过历史的迷雾,看到遥远的未来?这人是不是有点像神?正是沿着这一逻辑,列宁、特别是毛泽东逐渐取得了本党的拥护,逐渐拥有了神一般的权力。正是这一逻辑,翻身的农民会由衷地唱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可是,这一逻辑的问题,恰恰在于违背了最初的“没有救世主”的信念,回到了某种“君权神授”的政治哲学中。

  二、中国革命的神性成份

  和十月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更像是一场人为的革命。十月革命是可以用法国大革命模式去理解的。君主立宪派弱小,吉伦特派软弱,而雅各宾派却有一位杰出的领袖,一个以集中为主导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一支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使俄国从二月革命迅速过渡到十月革命,并且有效地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中国革命却不然。孙中山领导的吉伦特派比较强大,而陈独秀领导的雅各宾派却软弱涣散。苏联认为中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级,主要支持国民党,而以共产党作为国民党左翼,牵制国民党的右倾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共产党只有两条出路,或者甘心作国民党的小伙伴,成为一个“参政党”,等待二次革命,这也是陈独秀和苏联的意见;或者不甘心作小伙伴,组织工人农民起来冲击吉伦特派的统治秩序,那就会被吉伦特派中的右翼力量消灭,即“四·一二”大屠杀。第三条出路,即转入地下,向一个成长中的、强大的吉伦特派政府公开挑战。无论是城市中心暴动,还是农村包围城市,在清醒的旁观者看来,都只是雅各宾左翼或愤激派的垂死挣扎,是不可思议的,是违背历史规律的。

  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革命的确成功了,“历史规律”真的被打破了。这一事实使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迷惑不解,他们透过无数的群众英雄,一层层地把成功归结为毛泽东个人意志的成功。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赞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需要英雄,呼唤英雄,就一定会出现英雄。沿着这种人民史观,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还将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此话的言下之意,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也将成功,只不过需要时间更长而已。但是,按照个人意志扭转历史乾坤的说法,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不会成功。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的革命武装力量,或者将被消灭,或者将被收编,或者成为地方土匪豪强。

  到底哪一种情况更符合历史实际?恐怕是后者。这并不是说人民群众不重要,而是说人民群众常有,革命形势常有,但杰出的领袖不常有。放在历史长程中,革命领袖对于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主动的主导性的作用,而革命形势、人民群众则是起到了相对被动的、制约性的作用。在参与革命的干部和群众看来,这种革命领袖接近他们想象中法力无边的神。在他们的心理体验中,对领袖的信任甚至高于对神的信任。站在唯物主义者的角度上,我们可以说,领袖的力量正来源于人民群众。但是,人民群众是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到每一个人,可能都缺乏足够的力量。作为抽象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化身和符号的,正是人民的杰出领袖。

  更进一步,由于信任神,而将神的要求主动内化于自身,使自己成为一个小神,这正是党性修养逐步提高,工作经验和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真正发生作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心理过程与信徒向神父的忏悔相仿佛。实际上,中国革命中充满了与宗教相似的语言。例如,共产主义信仰。信仰其实是宗教语言,说的是对某种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事物,无论是上帝还是共产主义的坚信。有信仰者能够在黑暗中见到光明,在成功时看到问题。无信仰者则相反,失败就气馁,就怀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功了就要享受,就觉得可以躺在功劳或苦劳薄上睡大觉。又如,提高觉悟。觉悟是佛教语言,指的是看透万事皆空,缘散相消,放弃对名利的追逐。佛教的觉悟者消极避世,共产主义的觉悟者积极入世,但又同样放弃对名利的追逐,看轻眼前的成功与失败。又如献身,献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这不和献身于上帝接近吗?又如就义,既令人想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又令人想到耶稣上十字架。“义”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牺牲个人,而成全他人、成全整体则是相同的。再如,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不是和地藏菩萨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境界相通吗?再如,考验,这是领导对你的考验或上级对你的考验。在当事人的心路历程上,这和上帝对你的考验有什么区别呢?

  张思德、白求恩、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放到神学视野中,这些人都是具有较高神性的人,值得称颂,值得效仿。但如果放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视野中,或者放到自由主义视野中,这些人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的人,就是那些“爱上帝,甚至连自己都轻蔑的人”,都是小“救世主”,都是可疑的。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本人动机纯正,也不排除有人可能会借造神运动,来谋自己的私利,用主义和信仰剥夺他人的自由,侵犯人权。因此,最好没有这种高尚的人。

  三、神性与人民性

  什么是神性?中国古人说:“聪明正直即为神”。换成毛泽东时代的语言讲,则“又红又专即为神”。聪明、专业、能力,这是个人奋斗的资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则拥有聪明、专业、能力这些资本者,就一定会资本收益的最大化,就一定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去。拥有这些个人资本,却以此为人民服务,这就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正是按照资本家是资本人格化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官僚就是权力的人格化。如果掌握权力的干部不官僚化,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新的社会产生新的上层建筑,新的压迫阶级,需要新的革命。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压迫阶级的确在形成和壮大。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那么任何文化大革命,任何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是再一次发动革命。新中国的历史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

  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很可能是无政府主义。任何社会都必然会有矛盾,有矛盾则会有结构。推理下去,哪怕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社会结构。问题在于,有矛盾、有结构,就会有矛盾的主导方和被主导方,就会有强与弱,就会有领导与被领导,就会有计划和市场,就会有权力和资本,哪怕权力在极大程度上受人民制约,哪怕市场的范围很有限。因此,如果未来社会能够存在,能够变得有利于人民,不得不出现一种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追求人民利益最大化的人。如果这样的人不出现,或者出现了但数量少,或者数量多但是掌握不了社会的主导权,那么社会可以有一万次“造反有理”的革命,却建设了不一个新社会。

  显然,毛泽东不可能接受又一次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革命,而只能选择一场思想革命希望能够出现一批共产主义新人,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来解决政权的官僚化问题。放到千年历史的视野中,这意味着选择增强干部的神性,自上而下地解决社会腐败问题。这批又红又专的新人怎么产生呢?是在温室中培养呢?还是在“造反有理”的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形成呢?是领袖指定呢?还是群众选择呢?毛泽东倾向于后者。我认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脉络以“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为主线,以“造反有理”、群众运动为辅线。造反有理到危及政权根基时,被认为是极左派;怀疑一切怀疑到周总理更不要说毛主席时,就被认为是反革命。另一方面,认为十七年主流是好的,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不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冲击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心怀敌意者被认为是右派或保皇派。但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又不同,文革初期,为了发动革命,更强调“造反有理”;文革后期,为了稳定社会,更强调“斗私批修”。这个分寸掌握在毛泽东手中。

  在文革失败后,不同派系总结经验教训。两派中的理想主义者都是拥毛派。造反派中的理想主义者强调造反不够彻底,毛主席后来不支持造反派了,于是文革就失败了。保皇派中的理想主义者强调“斗私批修”不够彻底,毛主席后来没有将“斗私批修”进行到底,连批走后门都阻止了。两派中的现实主义者则都成了反毛派。造反派中的现实主义者抱怨,既然不准备给我们权力,为什么要动员我们,利用我们?保皇派中的现实主义者抱怨,毛泽东就是利用群众来打倒我们,什么“斗私批修”,那是封建专制思想作怪,想搞个人崇拜!

  两派中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被定义为“极左”,或者被定义为右派,跟不上毛泽东的部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先后遭到打击。但这些人后来多数能够理解毛泽东的初衷。他们不以个人得失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接近毛泽东所希望的新人,只是两者对于权力如何行使侧重点不同

  两派中的现实主义者,在文革时期就见风使舵,该造反时造反,该逍遥时逍遥,该联合时联合,该保守时保守,三朝元老不倒翁,大体上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旧人。这派人看问题一切以个人得失为转移,最欢迎马克思主义的“屁股决定脑袋”论。

  有没有可能不经历强烈动荡而使两极分化逐渐缩小,阶级对立逐渐削弱呢?文化大革命就是想做到这一点,虽然没有成功,但还是给人许多启示。社会固然可以自下而上地革命,也可以自上而下地改良,还可以在自上而下的神性或人民性权力指导下,动员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如果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多几个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者,文化大革命中的权力斗争色彩就能够减轻许多,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也可能顺利许多。

  沿着这个思路走,文革的失败就不是历史逻辑的必然,而是历史逻辑的偶然,是具体历史的必然,是中国革命领导层的神性还不够这个具体历史前提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神性是可以与人民性相通的。人民要翻身得解放,固然需要有造反有理的精神,也需要为人民服务的领袖,即以人民性为归指的神性。相反,单纯强调人民性,单纯强调物质性,单纯强调自下而上的权力观,都可能走到人民的反面,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四、反思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

  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则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及其失败揭示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内在局限性。

  西方近代的历史观认为,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是黑暗的神权政治的欧洲。神权与俗权联合起来剥削、压迫、愚弄人民,是一个人性受压抑、文明遭践踏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揭露黑暗、愚昧和腐败,赞美世俗生活,赞美人性的尊严和奇妙,提倡权力自下而上运行,体现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历史的转折点。

  毫无疑问,这种历史观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天然受老百姓欢迎,符合老百姓那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想象,对于动员人民群众起来反抗剥削压迫的统治秩序,树立个体自信和尊严,激发社会活力,都有重大意义。正是这种历史观的树立和传播,有效地分裂了欧洲的上层社会,引发了英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国际共运的兴起,推动和指导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完全可以说,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是这种历史观胜利的高潮

  但是,物极必反。也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中国革命中的精神力量长期被理论界低估、消解。革命胜利后,理论界消解精神性和干部队伍的物质性抬头相结合,相互支撑,相互放大,终于泛滥,形成了新的剥削压迫结构。坚持这种历史观者,固然可以轻松地说,那就再来一次。左派和右派其实都这么说。但是,再来一次意味着社会再动荡一次。事实上,每一次动荡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失去神性整合的人民是分裂的。如果不考虑他人,不考虑整体,即没有神性介入,任何个人都只能看到暂时的、个人的利益。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或者以强凌弱,或者以众暴寡,或者是少数人的暴政,或者是多数人的暴政。

  因此,彻底否定神性是走了极端的。我们知道,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出身底层社会,立志改造人性,改造社会,消灭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受到罗马总督和犹太教权贵的迫害而死,形成基督教的神性。在此后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多次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但一直像野火一样在人民群众中蔓延,直到罗马帝国的许多上层分子都被基督教渗透。在基督教被立为国教之际,基督教的思想家奥古斯丁并未因此觉得“车到码头船到站”,更未“与时俱进”,向世俗权力妥协、投降,而是向信徒发出类似“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的信号,继续谴责世俗权力和世俗社会,蔑视基督教的世俗成功,继续保持改造人性和社会的信仰,以“天国”作为最高追求目标。可以设想,如果基督教真的能够产生一大批不但信仰“天国”,而且能够在实践中不被世俗权力所迷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徒,那么,中世纪的世俗权力体系有可能逐步得到改造,大批的类似焦裕禄式的干部会出现,中世纪欧洲就可能变成人间乐土。

  更进一步,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体系下,如果基督教会的各级干部,如教皇、神父、牧师、修女与世俗权力相勾结,大批腐败,贪图享乐,追求奢华,使社会暗无天日,怎么办?理论上就有四种途径,第一种是革命,否认任何神性的存在,自下而上地推翻这个体系,即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思路。第二种是激进地改良,承认神性的存在,但也承认在现实中神性的腐败和失落,但要求取消天主教会,信徒因信称义,直接与上帝沟通。这就是后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思路。放到今天的社会结构中,这是部分毛派的主张,也是部分当年造反派的主张。他们可能会要求取消天主教式的党组织,而演变成共产党员自发选举形成的组织,即演变成新教。至于说成为新教中的路德宗形态,还是加尔文宗形态,目前还不成为问题。第三种是温和地改良。即要求教皇、主教、神父、修女能够悔过自新,调整路线,回复基督教的神性或人民性。放到今天的社会结构中,这基本上是老左派的思想。第四种是复杂的革命或复杂的改良。即不否认神性的存在,但是承认现实的教俗权力体系已经不可能恢复神性,只能靠自下而上的革命来重建神性。这样的革命在物质上依靠被压迫阶级,在精神上可以团结争取教俗权力体系中少数还有神性的中上层人士,分化瓦解旧体系。在这种复杂的革命中,神性和自由主义将不再相互敌视,而是联起手来,形成一种混合秩序。

  在西方,尽管学术界的主流历史观已经将宗教排除在外,但在现实生活中,天主教改良派、新教各派都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缓冲着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内含的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减弱了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维系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和底线。

  以此视野观察中国,则可以注意到,改革开放后,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万炮齐轰文化大革命,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批判黑暗的中世纪非常相似。其内在逻辑也完全一致。文艺复兴揭露教会组织各级神职人员的腐败,改革开放后的舆论揭露共产党的各级干部的自私,特别是批判毛泽东搞权力斗争,完全否定路线斗争(可以理解为神性与兽性斗争)的存在。文艺复兴解放欲望,解放个性,赞美世俗生活。改革开放也如法炮制。所区别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宗教界或者拒绝批评,或者兴起要求宗教改革的潮流。而改革开放时期,党的思想家们带头彻底否定文革,带头否认党性的存在,带头承认“一切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形成了无节制的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潮流,使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得以充分释放,两极分化迅速完成,社会共识或底线被迅速突破—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可以说,在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方向上,中国改革开放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取得的进展,已经超过了西方近六、七百年来的进展。这恰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扫荡了一切旧宗教、旧思想后,又紧接着扫荡了革命理想、革命信仰,陷入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最彻底地展开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主流历史观。

  为什么主张解放的力量最后成为无节制的压迫力量?因为每个人的欲望的解放必然会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导致社会成为弱肉强食的战场,也导致人对自然的战争,导致环境和资源危机。自由主义可以最大程度动员民众反对以神授君权行剥削压迫的世俗权力,但是,胜利的果实却落到虽无国王之名、却拥有实际经济权力的一小撮垄断资本家手中。与国王相比,资本家有双重特性。一方面资本家有建设性,靠提供新产品来获取利润和权力。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家也有破坏性,资本随时可以转移流动,对社会不负责任,肆无忌惮。垄断资本家更像国王。

  因此,虽然自由主义主观上主张权力自下而上地运行,但客观结果却是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地统治社会。自由和民主就这样转向自身的反面,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由于这种意识形态诉诸普通人的直觉,利用普通人伸张自我权力的想象力,因此,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最受群众欢迎,隐蔽性最好。如果套用马克思主义批评宗教的话,那就是自由主义成了人民的鸦片。

  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反问:究竟什么思想是当前中国人民的鸦片?是自由主义吗?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这套思想使普通大众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使普通大众欲反抗却犹豫再三,起到了人民的鸦片的作用。自由主义顶多是在美国或欧洲可以起到人民鸦片的作用,在中国,自由主义起的恰恰是鼓励人民自下而上反抗的解放性力量。

  五、神性与人性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了不同社会的人民的鸦片,这真是历史的莫大嘲讽。难道人民就那么容易被某种鸦片麻醉?难道人民离开了某种品牌的精神鸦片就无法生活?

  这个问题实际上指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能否脱离社会而存在?如果说不能脱离,那么,这个社会的运行还是否需要某种共识?抑或是可以单纯依靠制度?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则是相应的制度。但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承认,这种共识实际上悄悄地被强大的资本、媒体和政治组织所利用,客观上的确成了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自由主义者可以认为,无论如何,这是最不坏的鸦片。

  问题在于,这只是资产阶级眼中的最不坏的鸦片。在劳动群众看来,如果没有另外一种思想和组织体系,例如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思想、毛泽东思想等相制衡,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可以是最坏的制度,是以自由之名行弱肉强食之实的制度,是人的尊严被金钱权势践踏的制度,是人性泯灭、兽性高扬的制度,是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的制度。

  可是,任何其他有志于改造社会的思想,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都是高调理想主义,都将侵犯人民的政治主权,都会通向奴役之路。秦晖声称,自由是主义之母,只有有了自由,才有其他各种主义产生的条件。问题在于,按照理想主义者侵犯他人的政治权利、违背主权在民原则的说法,自由也是主义之敌。更进一步,连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悖论。当自由和主义连用,成为一种社会主张时,就带上了强制性,就成了强迫自由。但如果自由和主义不连用,那又失去了自由的社会意义,变成个人的喃喃自语。

  由此可知,严格的自由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乌托邦,只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如果人性是自私的,如果自私是不可变的,那么任何组织、任何政府都可能是恶的,甚至是最恶的,都可能是假托某种神性圣—例如维护公共安全等—谋私利的组织,因而是侵犯人权、剥削压迫的组织。因此,最好的社会就是无政府、无组织的社会。退而求其次,则是无政府、有企业(组织)。再退而求其次,则是小政府、弱政府,多党竞选、三权分立。问题在于,当自由主义从严格的无政府主义一步步往后退时,它就和资本结成了“神圣”同盟,成了人民的精神鸦片。

  问题还在于,尽管自由主义一到现实中就步步后退,与资本结盟,但在精神实质上,它对一切自上而下的权力(遗憾的是,总是放过对私人垄断企业权力的警惕,放过对专利权一类的神权的批判)保持着强烈的批判和警惕,保留着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无论这权力是民授神权、神授君权、还是纯粹君权。自由主义者分不清也不愿意分清这三者的区别。毛泽东的权力比较接近民授神权,华国锋的权力比较接近神授君权,邓小平的权力比较接近直接君权,虽然他也想索要神性:“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在欧洲历史上,耶稣的权力,虽然他未执政,但在使徒心目中,接近民授神权。后来保罗的权力,比较接近神授君权,到法国查理曼大帝加冕时,则接近纯粹君权,只不过索要一个神授的象征符号,麻醉老百姓,降低统治成本而已。

  更进一步,自由主义对一切自上而下的权力一概斥为封建主义。这些年来我和自由派学者有过若干次辩论,最核心也最基本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存在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由派的回答说,不是。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资本的力量仍然屈从于封建专制,这能叫资本主义社会吗?毛泽东说有一个走资派,他自己是什么,是走封派!毛泽东反对刘少奇,顶多是走封派反对走资派,中国没有搞过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一开始真的不明白他们的逻辑,后来才逐渐搞清楚。毛泽东反复强调,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如果上了台,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二茬罪。在当今中国的工人农民看来,这一切都得到了真切的验证。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不承认呢?要知道,不承认资本主义复辟,是要得罪工农群众的。自由主义者既然推崇自下而上的权力路径,就应该重视工农群众的意见、情绪,无论这意见、这情绪如何不符合自由主义者的规范。为什么他们要逆着群众情绪而上呢?我认为,大体有两层原因。其一,一旦承认是资本主义复辟,则不管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步骤有何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就有了合理性。文化大革命不再是毛刘间的权力斗争,而是涉及到路线、方向的大问题。用神学语言说,则是涉及到能否上天国的大问题。毛泽东的确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到未来的社会变迁。毛泽东将重新获得神性,而且是真实的神性。其二,一旦毛泽东的神性被肯定,则自由主义的自下而上的权力说,有限理性说,就都会遭到重新审视。从个人感情上说,在否定毛泽东的浪潮中,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成被美化成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如果毛泽东的神性重新得到肯定,则他们就成了不理解神或渎神的经不起考验的动摇分子,是小资产阶级自以为有知、而实质无知(即有限理性)的本质暴露。

  所以,毛泽东如果正确,则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潮就暴露出局限性。反之,如果该思潮完全正确,则必须将毛泽东妖魔化,必须将毛泽东视为封建专制的暴君。谁让毛泽东强调政治上思想上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呢?谁让毛泽东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呢?谁让毛泽东以一人的远见卓识否定全党和全民的智慧的呢?谁让毛泽东以一个人的思想改变数万万人的思想和命运的呢?自由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没有神,所以,如果有人做到了这一切,这人只能是暴君,是连心灵都不放过的最大暴君。

  自由主义者当然认识到暴君也不能一个人统治社会,必须有一套组织制度。显然,这套组织制度不是民主的,而是专制的。不是竞争性的,而是垄断性的。沿着这个思路,自由主义者进一步定义,毛泽东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暴君。当然,这一批评并非完全是逻辑推理,的确有许多事实可以佐证。中国革命依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建国以后,许多干部和党员有着强烈的论功行赏的要求。在这种要求面前,毛泽东是作了让步的。这些让步,特别是高级干部政治特权,以及高薪、汽车、住房、勤务员等利益特权,正是党内的封建主义成份。换句话说,一旦革命带有物质动机,就会有封建主义成份。革命,本来就是要追求社会中下层的物质利益的,至少是要以此为阶段性动力的。所以,按照自由主义者的推论,任何革命都会形成革命队伍内部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形成封建专制权力,应该反对任何革命。然而,革命却又是彻底的自由主义,最强调自下而上地推翻现有权力体系。

  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悖论。但是,并非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能承认这一悖论,可以说,绝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不承认这一悖论。一旦承认这一悖论,他就可能脱离自由主义,转而认识到社会整合的需要,认识到社会整合时思想的重要性,认识到某种神性的需要。显然,既要革命,又要革命没有利益和权利成份,意味着革命者必须是纯而又纯的理想主义者,接近毛泽东一再提倡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可以批评共产党不纯洁,却不能批评毛泽东搞封建专制主义;可以批评毛泽东妥协让步,却不能批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纯洁革命队伍。

  事实上,毛泽东是以自身的神性整合了中国社会,其中也包括整合了自由主义。“造反有理”难道不是自由主义的实质吗?哪一位封建专制的君主倡导过“造反有理”?如果不是有高度的神性,不是相信自己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谁能倡导“造反有理”,要求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甚至夺取政权?回顾中国历史,究竟是那一个时期最强烈地培养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意识,难道不是文化大革命吗?如果毛泽东真的只是与刘少奇争夺权力,难道需要通过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完成吗?自由主义者无视这个基本事实,反而说这是毛泽东实施心灵专制的暴君,实在是只顾自身逻辑的完整,却不顾历史事实。

  所以,“走封派”的说法,只是透过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视野才有效。可是,自由主义者竟试图把这种只属于一家之言的看法强加于全国人民,甚至加强于世界。这岂非严重地违背了自由主义信念?同样透过这种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视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一切权力,包括企业权力,都有封建专制的特征,一切社会都是封建专制社会。用这种大而无当的概念来认识历史,评判历史人物,实际上只是发泄个人或群体的情绪而已。

  可以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大潮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可是,遇到了毛泽东却有点不知所措。此人本来被自由主义大潮所席卷,而且是自由主义中的最彻底者—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此人早就透过自由主义的眼光,决心挑战帝王将相的历史;此人读马克思著作,却只剩下四个字:“造反有理”;此人撇开历史阶段论,不向马克思咨询中国是否到了革命阶段,就做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此人相信农村包围城市,决心用枪杆子自下而上地推翻现政权。问题在于,此人的自由主义逻辑越强烈,对人民的感情越真诚,就越成为真正的人民之神。革命成功后,其他领导人都觉得可以安心搞经济建设了,他却透过自由主义的眼光,发现了新的帝王将相,决心重上井冈山,打破官僚机器,追求一个“五·七”指示型的无政府主义社会。

  换句话说,自由主义大潮过去所冲击的,都是假神;现在,遇到真神了,而且还是自由主义塑造出来的真神,就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了: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无论社会发展还是个人成长,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经营,是革命还是建设,只有神性与人性相结合,才有可能成功。只强调神性,忽视人性;只强调精神,忽视物质;只强调自上而下,忽视只下而上;固然走向了极端。但是,相反的倾向,只强调人的利己,忽视人的利他;只强调自下而上的群众作用,忽视自上而下的领导作用;只强调有形的制度,忽视看不见的文化,难道就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吗?

  当然,这里所说的神性,并非是基督教的神性,而是指内在于人自身的神性,是人能够认识人类共同体、超越自身利益的特性,是人能够放下短期、局部利益,追求长远、整体利益的特性。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是人的神性。对于这种神性,不同的思想流派都有认识。例如,佛教认为,即心是佛。人皆有佛心,只要放下屠刀,就可立地成佛。儒家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文艺复兴所歌颂的人性,其实是人的动物性,是人的兽性。兽性是人的精神可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为了教俗掌权者的兽性得以满足,排斥、压制大众的兽性,当然是最大的兽性。但是,大众的和谐相处,难道就不需要压制每个人自身的兽性,而确立帮助他人的神性主导权吗?任何人性都是神性与兽性的复合体,只是神性主导兽性,还是兽性主导神性。神性主导兽性的,就是善人,是好人;兽性主导神性的,是恶人,是坏人。同在善人之列,当然还有主导程度的强弱之别。毛泽东以人类社会的长远、整体利益为毕生追求,自身的神性强烈主导自身的兽性,在广大的人民群众感受中,就是一位真实的人民之神。对这样一位人民之神的崇拜,绝不是可以人为制造的个人崇拜,而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崇拜。岁月流逝,积毁烁金。这些年来,多少著作文章明里暗里骂毛泽东,多少高官显爵之士对毛泽东咬牙切齿,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却越来越高大,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像超越时空、包容诸神的大神。如果不认真反思这一现象,自由主义者注定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逐渐走投无路。

  六、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失败?

  至此,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乃是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唯物主义特征过强的必然结果。建党初期,除了一个粗糙的、方向性的纲领外,党的创始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革命道路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一路走来,分歧无数,稍大一些的分歧都形成路线斗争。每次路线斗争都打击一批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剩下的来是两种人:一种是既有理想、又逐渐达成共识的人,另一种是跟着走的人,以后者为主。即使在前一种人中,能够独立形成远见卓识的,严格来说也是少见。这真是一种讽刺,最崇尚民主的共产党,一到了实践中,常常走向最集权的党。苏联党的路线斗争更加激烈,中央委员大批被杀。中国党的路线斗争,相比之下已经温和多了。经过激烈路线斗争后,党内的权力走向必然是自上而下。但是,如果掌握最高领导权的人仍然缺乏远见卓识,那么党的航船一定会左摇右摆,甚至折戟沉枪。如果党的领导人具备远见卓识,靠个人力量引导整个党,也显得力不从心。

  如果党的创始人们事先能够对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有足够的共识呢?革命党内部就不见得有这么多路线斗争,只会有具体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党内民主就有可能较好展开。更进一步,如果党的创始人们不但共识水平较高,而且个个坚定无私呢?革命的内耗还可能进一步缩小,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更高,成功后蜕变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换句话说,如果革命能够在初期就有较强的神性,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不至于失败得这么惨痛。

  但是,唯物主义者会说,没有革命的实践,那有革命的理论。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干出来的。更进一步,事先设计好的革命,不符合自下而上的权力路径,不符合人民主权原则。再进一步,如果重视革命原则和进程的设计,那么有可能演变成书斋里无休无止的争论。这样,革命当然不会失败了,因为没有发生过。

  这种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当革命失败,痛定思痛之际,要不要总结上一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以便下一场革命走得更顺利?反思并不是要否定上一场革命,而是希望下一场革命能够更成功。在这个意义上,当今革命者的最重大的任务是总结上一场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形成切实有效的共识,并化作自身的行动。

  谈到革命理论,有人总会提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最多只能说是提供了革命的方向,但却没能提供革命的地图。对于一场复杂艰巨而漫长的革命来说,革命的地图是真正的理论。显然,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没准备好地图。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先达到什么目标,再争取什么目标,为此,需要先放弃什么目标。在思想理论上怎样保持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性,使干部队伍既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又能灵活主动的工作。这些都是革命地图中的核心要素。今后的革命政党必须准备好地图。其次,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客观物质条件,忽视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忽视革命者的自我革命,对于增强党性或神性不利。马克思本人更像一位历史的观察者、研究者,而不是历史的当事人,体会不到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认识不到历史其实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力量、智慧、意志和道义的较量。所以,他的理论一落到革命实践中就完全走样。在西方近代思想演化的脉络中,马克思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左翼,其思想受自由主义影响至深至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与自由主义的权力应该自下而上运行的主张方向完全一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理解也主要来自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的学说,而排斥主张贸易保护的李斯特。

  因此,总结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最深层的问题恐怕是要反思马克思主义,反思自由主义,把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区别开来,重新找到革命的历史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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