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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自由蒸发却为何?
日期:2013-08-21 13:52:18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任何一个社会必然有结构、有秩序,因而不可能真自由、真平等,只能是相对自由、相对平等。在社会秩序的无数结构点上,都需要有道有德者的引领,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自由蒸发却为何?

  近来,不断传来官员失踪的故事。

  有朋友不解:当了这么大的官,年纪也都五、六十岁了,怎么还不明白日子是怎么回事呢?隐姓埋名,移居国外,就算凭国内捞的钱能好吃好喝一辈子,又怎么样?吃能吃多少?玩能玩几个?没有了亲戚朋友,没有了你牵挂的人和牵挂你的人,没有了爱恨情仇,没有了事业功名,没有了家乡祖国,这人活着,跟猪还真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位朋友经商多年,小有收获,是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房产就有好几处。我了解他的故事,大体上说,属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头脑灵活,诚实经营,勤劳致富的。虽然不见得每一分钱都干净,但是,没干过犯法的事,更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他有时也觉得自己胆子不够大。年轻时经商的伙伴,就因为胆子大,敢犯法,敢拉些高官一起犯法,做房地产生意,发了大财,资产是自己的十几倍。但更多时候还是想,要那么多钱干吗呢?活得不踏实。半夜做梦鬼敲门,心惊胆颤的生活没意思。

  他的不解提醒了我。我过去常常感叹,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越容易忘记家乡,忽视亲人,甚至背叛祖国。现在可以更进一步说,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越容易当贪官,当裸官,玩裸奔,玩失踪。这是高等教育的失败,更是自由主义型的高等教育的失败。

  记得我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家乡就有人委婉地批评我说,读了书,应该知书达礼。这话我想了很久。肯定是我哪个地方失礼了,不懂礼貌了。问题是,大学里只讲“理”,不讲“礼”。大学里的书,都是数理化,和日常生活为人处事根本就没有关系。知书达礼之“书”,应该是倡导三纲五常之“书”。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者,仁、义、礼、智、信。而这三纲五常,恰恰是大学批判的所谓封建思想。大学所倡导的是西方思想,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带着这种西方思想回到家乡,很容易被批评为“没大没小”、“没上没下”、“不知书达礼”。

  那时候我更倾心于西方思想。“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诗曾经激动过世界上千千万万青年人追求自由,敢于挑战任何阻碍自由的势力,甚至挑战父母,反抗各种权威——即“纲”,不惜以死相逼。也是这种追求自由的激情,使许多青年人“造反有理”,走上革命的道路。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巴金、胡适,五四运动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斥之为“吃人”,辱之为“愚昧”,憎之为“奴性”,贬之为“酱缸”。于是,三纲被废,五常遭弃,传统的社会秩序在青年人头脑中遭到抛弃,思想解放了,个人自由了。

  自由了以后怎么办?

  娜拉打破夫纲,摆脱丈夫的控制,勇敢地走出家庭,冲破婚姻的牢笼,赢得了自由,开启了男女平等的潮流。两性关系平等了,自由了,也没有规矩了,妇女就真的解放了?一部分解放到工厂里,与男工竞争就业岗位。同工同酬,男女工的工资都降低了,工人家庭得两口子都上班才能维持生活,生儿育女的能力下降了,家庭教育削弱了——欧洲、日本、美国都有此现象。一部分解放到妓院里了,毕竟为了自由而抛弃生命的是极少数,为了生命而抛弃自由的是绝大多数。一部分人不停地重组家庭,精力消耗在结婚、离婚、猜忌、挣扎中。还有一部分人接受李银河的方案,将婚姻与性分离,游戏男女。

  夫纲一破,父纲亦难存。父亲既不能拥有儿子或女儿的婚姻决定权,也就没有要孙子或孙女的权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旦夫妻关系自由化,父权也就落空了。家族的繁衍不再重要,祖宗的地位也就可有可无。慎终追远,追怀祖先,造福子孙,曾经是使一个人目光变得长远,能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巨大动力,也是一个人能够诚实守信的动力。失去这种实实在在的血缘型的动力,要用其他例如共产主义作为动力,难度的确太大。

  父亲、母亲是集情理法于一身的天然权威。天然权威可破,则例如国家、政党、军队、企业一类的后天权威就更易破坏了。所谓君权,其实不仅是那一个个人的权力,而是代表着社会整体的利益或需要。自古忠孝两难全。但是,在西方的自由思想影响下,孝既不自由,又不平等,是家长制所制造的枷锁,是万恶之源,必须破除。这样一来,不孝,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新潮流;孝,就是封建专制思想的遗传基因。于是,约束人的最后一个枷锁就从思想上被打碎了。这样倒有一个好处,既然可以不孝,自然可以不忠。不仅不忠于君,也可以不忠于国。忠孝两难全的古训也就没有意义了。

  应该承认,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击,特别是其升级版——改革开放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大家族和连带的社会关系一去不复返了,国家的神圣性也被破除了。任何社会共同体都不再能约束个体,个人的选择自由变得至高无上。

  这正是高官们前腐后继,玩裸官、玩失踪的心理基础。一旦共产主义信仰失落,一旦追求个人利益,就没有什么纽带能将其个体与社会共同体联系起来。于是,自由蒸发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了。

  我这位经商的朋友,没读过大学,没有受过自由、平等的教育,没有形成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从小生活在农村,也就生活在家庭、家族、村落的各种社会共同体中。追求个人利益,但也懂得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正是因为维护、尊重众人,也就得到大家的信任,慢慢地具有了办事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来,他常常叨念一些老人老话。例如,“喝凉酒,使官钱,终究是病”。他庆幸自己没有走官商勾结那一路,钱挣得虽然辛苦,却很舒坦,街坊邻里没有戳脊梁骨的。但是,他也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些高官玩失踪了。

  不理解,才是有自信。他觉得这些失踪高官们太傻,损害了国家,自己也过得不像人样。而他则相反,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庭,对得起朋友,也对得起自己。他对自己走的路有自信,也就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信。

  从这位朋友身上,我体会到了“礼失求诸野”的更深层含义。中国文化如果只能由少数圣贤来体现,自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缺乏大众性和生命力。如果像我这位经商的朋友那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活出尊严、活出自信、活出财富,那才是中国文化的大众性所在,才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这么多年来,我接触了不少这样的“现代儒商”。自由平等的西方思想并没有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还奉行仁义礼智信,他们还有父有君,他们的家庭还往往男主外、女主内。这些品质使他们更大气、更诚信、更能吃苦耐劳,所以也更能团结人,更能鼓舞人的信心。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热爱这片土地,当官不当裸官,经商勤劳诚信。

  遗憾的是,按西方右派的定义,这些人是顺民,甚至是愚民,缺乏民主意识,更无自由精神,有待启蒙;按西方左派的定义,这些人是剥削者、压迫者,甚至是“吃人者”,有待打倒。但是,我却觉得,这些人才走着人生的正道,才是社会的脊梁。

  任何一个社会必然有结构、有秩序,因而不可能真自由、真平等,只能是相对自由、相对平等。在社会秩序的无数结构点上,都需要有道有德者的引领,这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相反,无论左右,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深处,都是无政府主义,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让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百年之久,中国还没有完全瓦解,我只能说,中国文化的力量太有韧性了。当然,中国文化也太隐蔽了,日用伦常而不觉,总是默默无闻地支撑着社会生活,还听任知识分子践踏、污蔑。

  只是,中国文化不能再这样谦虚下去,得登上中国政治思想辩论的舞台。否则,失踪的官员只会越来越多。

        附:

华媒盘点“失踪官员”出逃的N种戏码(图)

2012年7月27日,湖南省洞口县地税局一分局局长卿前文(左)被发现神秘出逃。

  2012年7月27日,湖南省洞口县地税局一分局局长卿前文(左)被发现神秘出逃。

  传言,卿前文非法集资上千万元后携款潜逃。两月后,警方将卿前文抓获。长沙红网

  6月以来,包括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等至少3名官员被公布“失去联系”,中国“失踪官员”再度引发关注。梳理近十年“失踪”的部分官员发现,出逃官员多与经济问题有关,一些官员是在“听到风声”甚至被调查期间失踪。

  官员频繁“失踪”,暴露出一些地方对官员日常管理存疏漏。近年来,中国对公职人员出境的管理更加严格,包括要求申报在国外配偶子女情况等。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防止官员“失踪”,需要进行制度建设包括制定预防腐败的法规等。

  数据扫描

  8000亿被贪官卷海外?

  外逃贪官数字仍是个谜

  2012年是“五年反腐败规划”收官之年,如今2013年已过半,有多少贪官潜逃国外,卷走的贪腐资产数额有多少?官方至今未发布准确数据,但近年来被曝光的官员出逃事件不胜枚举。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贺国强披露,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万多件,结案63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万多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万多人,坚决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

  去年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刊发了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研究报告。报告中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到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下同)。

  随后有机构指出该调研报告引用的数据有误。

  今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工作报告时曾说,五年来,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

  不过尚未归案的“失踪”、在逃职务犯罪者有多少,未有公开数字。

2011年11月,湖南郴州市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突然失踪,当地曾登报寻人,2012年4月被找到。长沙《潇湘晨报》

  2011年11月,湖南郴州市农机局副局长王昌宏突然失踪,当地曾登报寻人,2012年4月被找到。长沙《潇湘晨报》

  剧情回放

  近年被曝出的出逃官员

  1.听到风声提前开溜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失踪官员都会存在一些违法、违纪问题。组织部门可能谈过话,或者官员听到自己要被调查或被举报的风声而逃走,也不排除个别官员反应过敏失踪。

  湖北省公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突然就“消失”了,两个多月过去,尚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北京《新京报》报道,6月20日,公安县政府通报,蔡道明5月28日与家人和单位失去联系。7月26日,公安县纪委工作人员称,仍无法联系到蔡道明,县委已免除了蔡的一切职务。

  据介绍,蔡道明失踪当日,对妻子称身体不适,要去看病。此后,即失去联系。网上有消息称,蔡道明“畏罪潜逃”。不过当地尚未公布调查进展。

  如此突然失踪的官员,蔡道明并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6月3日,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57岁的王雁威突然消失。

  广州市纪委曾在定期发布会上透露,王雁威曾通过区政协办公室转达到区委办公室请假治病,后来离开工作岗位。

  7月25日,广州市纪委已会同有关部门对这类官员“失踪”情况进行研究处理。

  根据中国《公务员法》规定,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应辞退。至目前,王雁威失踪已超两月。

近年出逃官员盘点 王雁威

  近年出逃官员盘点 王雁威

  时任:广州花都区政协主席 方式:“请假治病”后失去联系

  时间:2013年6月3日 结果:尚不知所踪

  2.调查期间照样能跑

  学者认为,中国现行的法规对地方和部门“一把手”的监督还不到位,“同级纪委管不了,上级纪委又太远”。一些高级别的领导,特别是部门“一把手”受约束小,个别领导甚至消失很多天后,才被发现失踪。

  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在被调查期间失踪。

  之前,2012年1月6日,温玲已卸任区政协主席,正式退休。公开资料显示,她1997年任南山区科技局局长时,还曾当选深圳首届“十大优秀青年公仆”。

  2012年4月,深圳市纪委对温玲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有媒体援引网络举报称,温玲涉案受贿金额或达2亿元。

  温玲之弟去年6月曾对媒体称,姐姐因孩子结婚来美。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公职人员被调查期间,若需限制其出境或采取强制措施,有关部门需要寻求司法机关配合。但有些时候,程序协调、审批也需要一定时间。

  同样在被调查(举报)期间失踪的,还有辽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

  据报道,王国强曾于2010年7月以来美国参加女儿毕业典礼为由,办理了因私出国护照,但因故未能成行。2012年3月,王国强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办理了一年多次来美签证。4月,王国强与身在丹东海关工作的妻子从沈阳机场出境来美国,此后便与国内失去联系。

  据报道,去年2月,辽宁省纪委、省监察厅组成调查组,发现了凤城海德热电曾行贿王国强等问题。

  按时间推算,王国强是在被调查期间“失踪”。

  网传王国强卷款2亿多元。去年5月,王涉嫌经济犯罪一案被移送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已对其启动追逃程序。

华媒盘点“失踪官员”出逃的N种戏码(图)

  温玲

  时任: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

  方式:被调查期间出逃 时间:2012年3月

  结果:据称目前在美国

  3.官商不分 为躲债而逃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总结过近年官员失踪事件的共性:除了因担心腐败问题东窗事发而潜逃,还有的是违规参与经营活动亏损严重,避走躲债。

  今年6月23日,湖南醴陵市有关方面消息称,该市王仙镇财政所所长邓元华未向上级部门请假,已失踪超20天。此前,网络上有传言称邓元华携款近300万元失踪。

  事发后,醴陵市检察院已介入调查。坊间多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

  王昌宏的失踪也与债务有关。去年3月13日,一则《湖南郴州农机局登报寻找失踪副局长》的电视报道在网络上传播。2012年4月22日,郴州市纪委监察局人员找到王昌宏,据其交代,他做官同时还是个商人。炒期货赔了400多万,不堪逼债出走。

  去年1月底失踪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官员李华波,失踪前还曾向局领导请假。失踪后被曝出从2006年开始往境外转移资金,数额达9000多万元。

  据报道,李华波一家4口一起失踪。2012年2月,鄱阳县财政局党组副书记程四喜接到李的电话,称自己逃到了加拿大,“这几年,我贪污了很多公款”。

李华波

  李华波

  时任:江西鄱阳县财政局股长

  时间:2011年1月底

  方式:举家消失,携亿元

  结果:2013年4月被曝在新加坡因洗钱获刑。

  “裸官是外逃贪官预备队”

  “在我看来裸官只有两种,要不就是对自己所服务的政府没信心,要不就是贪官。”从事纪律检查工作多年的纪委干部杨光认为,不能搞有罪推定,不能因为是裸官就假设是贪官,“但我个人认为应该对他们加强监管,他们外逃的可能性肯定是更大”。

  广州《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更直言:“裸官就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

  广东某市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则认为:“社会上有种误解,认为裸官就是贪官,其实这不对。裸官本身没有褒贬,是个客观事实,家人移居国外,和是不是贪官没有关系。”

  浙江近年发生多起裸官外逃事件,有纪委工作人员坦陈“压力很大”,但对用到“重灾区”一词表示不能接受,“浙江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对外交往频繁,普通民众移民也很常见”。

王国强时任:辽宁凤城市委书记

  王国强时任:辽宁凤城市委书记

  时间:2012年4月24日 方式:与妻来美国,网传携款2亿

  结果:到美后再无消息

  技术+制度预防 探究全方位围堵

  对于公务人员、官员的出境,中国早有相关规定,包括处级以上官员要审批并备案等。近年来,对公职人员出境的管理更加严格。

  1.“裸官”禁任正职

  去年1月,广东省委出台《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今年3月,宁波市委组织部公布了“后备干部公选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有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或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受理报考。—上海《东方早报》

  2.银行、房产纳入监督平台

  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建立“公职人员名单管理”体系,建议把官员及家属、利益关联人在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纳入监督平台。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公职人员出逃时,往往会把财产转移境外。这样的大批资金流动,银行应该引起注意并向有关单位汇报。“银行应该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北京《新京报》

  3.官员出逃 责任倒查

  有学者指出,对于官员提拔乃至失踪官员,几乎没有责任倒查机制。“没听说有部门因官员出逃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到“守土有责”,也是致使官员失踪(外逃)问题的弊病之一。近几年,“官跑跑”现象并不少见,这很大程度上跟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监管责任不到位有关。关住“官跑跑”,监管关口前移是关键。—北京《法制日报》

华媒盘点“失踪官员”出逃的N种戏码(图)

  高严

  时任:国电总经理,曾任云南省委书记

  时间:2002年10月 方式:任上突然消失

  结果:不详,曾传在澳大利亚

  先“裸”后“奔”

  “裸”的来源

  “裸官”一词,诞生网络,发酵于舆论。仅仅数年便由民间触动中央。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2004年4月8日自美国遣返回中国,是中国56年来自美国遣返的第一个贪官。

  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引出“裸体做官”一词。其妻儿早于2002年移民加拿大。他在国内当官腐败,直至2008年6月被判刑。

  “奔”的路线

  “裸官”中的少数贪腐分子,出逃方式各有千秋,大体上可以构成一条基本路径:孩子-资金-自己。

  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曾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结果显示,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

  国内外媒体不断披露: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敦,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地,经常可看到住豪宅、开靓车的中国男女,他们结成自己的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行踪诡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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