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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法治制造的罪犯
日期:2013-11-20 14:53:04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犯罪可以看成是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派生出来的罪恶。原罪是市场竞争。原罪的原罪是人的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正因为德治被抛弃,激发出各种犯罪动机。所谓法治社会就是挖好了无数坑,怂恿人往里跳,再把人往死里整。

  韩德强:法治制造的罪犯

  最近,一位正厅级干部刘耘辞职,放言:”我们都是罪犯“。《中国周刊》以”一个官员的隐忧”为题,深度报道该辞职事件,引发网络议论热潮。

  一、从沉沦到犯罪

  我很理解刘耘的心情。32岁那一年,我辞去副处长职务,也有类似的感慨。90年代中期,社会上风气已经败坏了,但高校里还没盛行买官卖官之风。即使如此,高校官场也已经暮气沉沉。青年干部相当普遍地不读书,不思考,打牌搓麻将,喝酒拉关系,无所事事,空虚寂寞,不知道如何干正事,更无人谈论国家大事。机关工作,文山会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令人生厌。我逐渐看清楚了,这样的生活无疑于浪费青春,糟蹋生命。如此沉沦下去,离道失德,必然走上追名逐利、权钱交易的道路。这不就是走向犯罪吗?所以,我就断然离开这条众人羡慕的仕途,回到教研室当老师了。

  后来,一些有志青年人想走仕途,想象着可以“先掌握一定的权力,再为人民服务”,我都不以为然。官场正气不振,邪风流行,足以将绝大多数有志有节的青年腐蚀成贪脏枉法的罪犯。刘耘的故事就是有力的证明。吴思借古讽今,用“潜规则”一词将官场的逆淘汰规则揭示得淋漓尽致,解释了无数人的日常生活感受。

  正因为如此,在薄熙来唱红打黑以前,我也不知道薄熙来是真是假,是好是坏。真心办真好事的人太少了,挑战潜规则办好事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直到他真向黑社会开刀,真抓公检法里大蛀虫,我才觉得薄熙来是个例外。当然,薄熙来之所以能成为例外,与他的出身有着极大的关系。开国元勋的后代,受到上上下下的关注和保护,既可以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弄权枉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潜规则,自立新规则。平民百姓出身的人,如刘耘这样的,稍稍触碰一下潜规则,就被边缘化了。

  潜规则流行,官场成了犯罪场。

  二、犯罪场为何不废?

  官场败坏了,但又掌握着无数人的命运和巨大的财富,决定着中国的前途。怎么办?

  刘耘的想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要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这和吴思的想法如出一辙,这也是无数普通人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我相信,刘耘绝不是美国的代理人。他良心未泯,看透了中国官场的黑暗,所以才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倾心西方型的政治体制。

  同样看透了官场黑暗,为什么我不倾心三权分立的西方化政改?难道是我良心泯灭?显然不是。我相信,要比良心,刘耘和吴思都可能自惭形秽。

  那为什么还支持这个已经败坏了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呢?因为即使是一个坏政府,只要还能提供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也胜过无政府。苏联解体提供的最深刻的教训正在于此。善意猜度,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可能就像是刘耘,对苏联官场的黑暗有着深刻体会,希望揭开黑幕,更多的公开性,更多的民主,实行阳光政治。结果,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社会动荡,原有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联系中断,大型企业或者被外国公司廉价收购,或者成为七寡头的私人财产,人均寿命下降5岁。如果不是出一个独裁者普京,动用重型武器镇压车臣独立分子,收回各州的制宪权,将七寡头之一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关进监狱,俄罗斯主体板块也将不复存在。

  中央集权体制就是这样令人困惑。没有它,往往就会国土分裂,社会动荡,甚至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有了它,统一与和平之下,往往又腐败丛生,潜规则流行。

  三、美国体制是否例外?

  刘耘可能会提醒说,美国并没有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美国人相信,主权在民,人权高于主权,州权高于联邦权。为防止联邦权侵犯公民权,又有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加以制衡。为什么美国不分裂,还扩张?不动荡,还和平?

  美国也曾分裂、也曾战争,那就是南北战争。战争结束,联邦权就高于州权,联邦向南部各州派出总督。总督治理之下,也出现任人唯亲。当三权分立,争执不下之际,总有幕后力量加以协调。协调不成,总统就会成为暗杀对象。什么力量在决定总统的选举?什么力量可以制造一起又一起侦破不了的总统暗杀事件?是大资本、大财团!

  所以,美国人民有幸摆脱官场的黑暗,却不幸落入资本主宰的黑暗。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外部压力,官商勾结日趋明显,“旋转门”转得越来越快,“旋转”的资金越来越多,以至美国成为“of the 1%,for the 1%,by the 1%”(既1%人占有,1%人享用、1%人统治)的国家。即使如此,资本家无祖国。对外,大财团利用政权、发动战争、夺取资源。对内,大财团迫使政权欠下巨额国债,左右政策制定。他们寄生于美国政权,控制美国政权,却不对美国人民负责。

  四、为什么民主往往通向战争?

  美国体制的问题,一百年前的孙中山也已经看到了。所以,他想有所创新,用五权宪法代替三权分立。因为怕乱,还曾设想先搞军政,再搞训政,最后实现宪政。但是,孙中山对西方政体原则仍然是向往和确认的:主权在民,民主选举,分权制衡。没想到,推翻了独裁专制的满清政府,迎来的却是军阀勾结列强,各霸一方。中国从此进入了战争连绵的时代。

  战争不好,这我们都理解。但是,有多少人想到,战争还可以理解成是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然有许多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往往相互冲突,贫与富,贱与贵,农业与工业,实业与金融,房地产业与其他百业,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沿海与内地等等,都会形成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一旦利益集团之间分化组合,合纵连横,以民主的名义争夺最高权力,则往往可以通向战争。如果各种外部势力拉一派打一派,战争还可以旷日持久,甚至变成国际战争。目前世界上发生战争的地区,基本上都服从这个规律。

  民主,怎么会与战争相联系?这在许多有民主迷信的人那里,肯定想不通。他们会认为,这是专制思维者的想象。他们会认为,民是天然正确的,民与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准确地说,许多民主迷信者往往以为自己是天然正确的,自己是可以妥协的,因此民与民之间也是可以相互妥协的。我估计,刘耘大概就有这个想法。但是,历史的逻辑却是,民利和民意常常都是相互冲突的,一旦完,全释放出来,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通向分裂和战争。

  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教训很可能就在这里。即使各派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围绕着如何解释毛泽东思想,如何在某个人、某件事的评价和处理上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形成派系斗争,直到街头武斗。如果没有毛主席再三强调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如果没有周总理亲自处理各派纠纷,用行政手段,也就是专制手段,促成各省市革委会的成立;如果没有军宣队、工宣队的介入,即专政暴力的介入,各派间的斗争势必继续升级,直至军队分裂,内战爆发。据我观察,革委会成立,也只是形成了初步的统一与和平。每一派的当事人,谁都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谁都想利用各种机会清除异己。所以,派性斗争在各级革委会内部继续进行。事隔多年,回顾当初,仍然有许多当事人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按自己的意见来办,中国就好了。

  刘耘大概会想,这是没有宪法约束的民主,这是没有游戏规则的民主。如果有大家公认的游戏规则,即民主制定的宪法——其实这本身就是问题,民主就不会通向战争。在我看来,这是一厢情愿,这是用短期的个人感受代替长期的历史检验,这就是民主迷信。

  五、“民主素质论”也不靠谱

  还有一种民主迷信表现得更可笑,那就是民主素质论。谈论文革时期大民主的种种问题时,一些人说,那是中国人习惯了专制,民主素质低,所以,一给民主权力就走极端,不会妥协,不会宽容。但是,想一想,美国人的民主素质就高吗?动不动靠刺杀总统来表达民意,这不是走极端吗?罗斯福总统隐瞒情报,放任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动员美国国民支持参战,这是美国人民主素质高的表现吗?由于民主内在各执一端、不易调和的特点,一旦国家或企业要进行持久的、协调的行动,往往要清洗不同派别,封杀不同声音,实行专制。就以美国为例,一旦进入战争,媒体发布的消息就得受到军方的管制,成为战争宣传部。这是美国总结越战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

  再说近代民主思想的发源地——法国。法国大革命后,帝国体制与民主体制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换,政局动荡,先后两次被专制的德国打败。按照民主素质论,岂不是法国人的民主素质低吗?就德国来说,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通货恶性膨胀,失业率高达30%以上,政局动荡不安,这才促成了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形成。就是在这个独裁者任上,德国消灭了失业,普及了大众汽车,征服了法国。按照素质论,岂不是德国人民主素质低?

  事实上,实行美国体制几十年的诸多拉美国家、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东亚国家,其成绩单都不怎么样。民选政府议而不决,相互掣肘,建立不起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于是,军政府上台,独裁统治。独裁一段时间,任人唯亲,黑暗腐败,又被民众推翻,民选政府上台。如此恶性循环,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秩序建立不起来,就谈不上发展。

  如果世界范围内普遍民主素质不高,为什么不能反思一下民主谜思本身呢?

  六、派生出来的犯罪

  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的成绩单就漂亮得多。几乎连续64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史无前例;人均寿命的加倍,实实在在;铁路、公路、机场、码头的建设,世界一流。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遥遥领先于世界。即使还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即使明天就发生重大的动荡,这份成绩单也已经值得尊重了。

  可见,即使中国官场已经成了犯罪场,也得基本肯定这个滋生犯罪的中央集权体制,不能轻言改制。

  反过来说,无政府状态没有法律,也自然就没有罪犯。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狼吃羊,“践踏了羊权”,狼不是罪犯;老虎吃了狼,“践踏了狼权”,老虎不是罪犯。如果没有政府,只有市场,市场信奉“生存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同样两极分化,同样不劳而获,同样黑暗不公,也没有罪犯。

  正是为了解决自由市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才有政府的必要。政府弱了,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甚至必然被资本利用。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型的政府,才有可能节制资本,理顺劳资矛盾,调节经济危机,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支持技术创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被列强统治的一盘散沙的国家,一个后发国家,更是只能靠强大的政府才能夺回国家主权,赶超先发国家。但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如果失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很容易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成就时,悄悄谋取自身利益,滋生腐败,甚至逐渐沦落为犯罪场。

  因此,犯罪也可以看成是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派生出来的罪恶。原罪是市场竞争。原罪的原罪是人的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

  七、法治制造出来的犯罪

  按照《圣经》的启示,人本来生活在无知无畏的伊甸园里,没有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只有实实在在的自然欲望。饥餐渴饮,洞宿巢居,快快乐乐,无忧无虑。后来吃了知善恶果,懂得了分辨区别,就有了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就有了竞争、交换、积累,有了不劳而获,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

  对治之方,或者是通过立法来约束贫富差距,即他律;或者是通过道德来消除虚荣心,即自律。前者必然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法律体系,从而需要一个大政府。后者必然意味着要有一个教化体系,从而需要一个大教会。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不相信道德,不相信教会,不相信神。逻辑所致,风气所及,东方的自由主义不相信三皇五帝,不相信儒、释、道,不相信天、地、君、亲、师。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看得到眼前利益,就叫唯物主义。但是,自利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靠法治,靠他律,靠相互约束,靠三权分立,靠信息公开,靠监督。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成本。当分权制衡原则贯彻到一切有权力存在的地方时,势必形成庞大的官僚机构。党、政、军、人大、政协、公、检、法,从中央延伸到省、市、县、乡,消耗的相对财富恐怕远远胜过古代德治体制。效率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社会更公平了,还是两极分化了?腐败被制衡了?还是官官相护了?

  德治之下,人被分为高尚、普通与堕落,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似乎不公平。法治之下,人被分为守法、嫌疑犯与罪犯,无君子小人之分,难道就公平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既然法治以德治为对立面,法治构造现代社会,德治构造古代社会,那么,毫无疑问,罪犯就是法治制造出来的。

  不知道刘耘看清楚没有,正是他所推崇的法治,在逻辑上定义出罪犯。正因为德治被抛弃,在事实上激发出各种犯罪动机。形象地说,法治社会,就是挖好了无数坑,怂恿人往里跳,再把人往死里整。现在,每年被判刑的处级以上干部数以万计,远高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干部的数量。但是,因为死于法治,似乎与社会无关,是个人犯罪,理所应当。其实,这正是法治思想的作用,害人于不觉,杀人于无形。正如股票市场,无数人赔得倾家荡产,却有苦无处诉。股场赛赌场,“股市风险莫测,请君谨慎入市”,愿赌服输。谁让你入赌场的?

  但是,正如股市该取消,法治也该反思。在道德的引领下,法律起辅助性的惩戒作用,这是好法律。否则,以摧毁、践踏道德为乐事,对法治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就是设下陷阱让人跳,就是社会最大的祸害。

  刘耘以为,下海了,他就安全了。殊不知,现代商业法律多如牛毛。完全守法的公司、企业,不说没有,至少也寥寥无几。去当民办大学校长,一样面临动辄得咎的尴尬。真想有安全感,只能退休!

  八、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

  刘耘,位至正厅,于国位卑言轻,于地方已举足轻重。按马克思主义分析,属统治阶级无疑。又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故法律应当体现刘耘者的意志。但是,刘耘显然觉得现行法律不能体现他的意志。当他说出“我们都是罪犯”,引发无数体制内高官共鸣时,说明现行法律不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问题在于,刘耘和无数体制内的高官以为,一旦实行彻底的法治了,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了,依法办事了,官场就清明了,居官就按心了,“就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了”。

  其实,这是高估统治阶级的意志了。“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谁说法治之下,人人就一定能遵守游戏规则?找空子,钻漏洞,相互勾结,这才是法治之下欲望的走向。风气所及,刘耘一类不愿意钻空子的,心底还保留着一份良知的,还是会落伍。

  如果那一天到来,刘耘还有一个去处,就是皈依上帝,祈求上帝来约束人心。这是许多自由主义者走过的心路。从反上帝开始,最后回归上帝。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者个人得救了,但芸芸众生的人心败坏了,社会摧毁了。当这些法治迷信者最后懂得道德的重要性时,已经晚了。

  显然,刘耘并不是思想家,而只是西方法治思想的迷信者,所以,就只能是“见了棺材落泪,到了黄河死心”。这样的人,即使年过半百,甚至一些人都已经耄耋之年,在社会意义上说,也是“没长大的孩子”,是“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

  九、德治为主导,法治为基础

  出路很清楚,就是回归中国政治和法律思想,以德治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重建良性的社会秩序。

  江泽民任期内,曾经提出过“以德治国”的主张,但是,无疾而终,无果而废,不了了之。为什么?为什么以一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仍然不能推行甚至传播自己的主张?因为“以德治国”属于中国政治思想。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共产党,普遍不了解中国政治思想。知识界左右两派,左派在政治上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右派在政治上主张多党竞选、三权分立。这两类看似对立,实则相通。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基于阶级斗争不可调和。为什么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因为人的思想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因此,没有超阶级的善恶,没有超阶级的道德,没有超阶级的宗教。进一步推论,所谓善,背后都隐藏着利益动机,是恶的化身,是伪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性论基础是性恶论。右派的分权制衡主张则更清楚地认定,人性本恶,权力会放大人性之恶,因此必须分权制衡。右派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乃是政治学的铁律。可见,右派的政治思想也基于性恶论。

  在人性本恶的基本判断下构想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思考和分析政治实践,总结政治的经验教训,这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要害所在。因此,谈到“以德治国”,性恶论者就很难理解。

  性恶论思维会自我强化。相信人性恶,就会刻意寻找或设想一切高尚行为背后的利益动机,从而否定高尚,鼓励堕落。越堕落,越证明人性恶。正是在性恶论思维的作用下,社会变得越来越短视,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分裂,越来越冲突。正是在性恶论思维的作用下,怀疑一切,一切也变得可怀疑,信任、信仰、信心丧失。性恶论思维其实让人很难受,心理阴暗,失眠头疼,害人害己,祸患无穷,属月光心态。但是,性恶论思维一旦形成,终身难改。而且,性恶论思维还往往是旁观者思维。旁观,与客观相近,与科学结亲。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习见,借科学研究之威势,性恶论思维几乎等同于社会科学思维,渗透到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一切人文学科。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江泽民的主张难有学术界的共鸣,甚至得不到官场的唱和。因为,当今官场人士也都是西方思想训练出来的,都是性恶论者。全盘西化的要害就在于此。一旦人性论上接受了性恶论,想抗拒全盘西化,实在是难。

  尽管如此,出路还只能在于回归性善论,回归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治思想认为,治理国家并不难。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居高位者道德高尚,则政治清明,人心向善,社会风气淳朴。反之,则只能是消耗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制造越来越多的问题,社会还会越来越不公平。至于少数人不服教化,好吃懒做,偷盗杀人,才用法律惩戒。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还在于教化。

  既居高位,则道德最重要。仁义者,国之大利也。这才是有大局、有长远眼光的统治者。由此反观当今,官场众生大多数是不合格的统治者,是“不会统治的统治阶级”。

  当然,尧舜禹这样的统治者,或者毛泽东这样的统治者,是否还叫统治者,就是个问题了。“统治者”称谓本身,就属于性恶论范畴,就是西方概念。有道德的领导者,不应该叫统治者,而应该叫领导者。不区别领导者与统治者,是阶级分析特点。区别领导者与统治者,为人民服务的,叫领导者;为自己服务的,叫统治者。有善有恶,区别善恶,隐恶扬善,扶正祛邪,才能真正告别全盘西化。

  十、结束语

  当今中国,无论政界、商场还是学界,无论大官、大款还是大腕,普遍崇美、亲西方。先把孩子送出国,再把老婆弄出国,自己裸身做官、经商,随时准备逃离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先富起来那部分人的群体心理。这不是外国人唱衰中国,而是中国新兴的统治阶级缺乏自信,逃衰中国。

  缺乏自信,只好他信。缺乏自律,只好他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精英逐渐丧失自信,自认是“丑陋的中国人”,恨不得将黄皮肤、黑眼睛换成白皮肤、蓝眼睛。这种思想文化上的逆向种族主义危害深远,以致像刘耘这样还良知未泯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跪倒在西方面前。有良知的成了西方的奴才,丧失良知的干脆昏天黑地搞权钱交易。这就是今日中国的主流社会心理。

  主流如此不堪,出路就只能在非主流。西方文化不但害了中国,而且也让西方人族群分裂、阶级分裂、家庭分裂、人格分裂,出路就只能是在东方。回归东方政治思想,回归正道,才能做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一天也许很远,却也很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其迅快。不知刘耘以为然否?

 

  附文:中国周刊:一个官员的隐忧

  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刘耘在正厅级的位置上,选择了辞职。与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再见。

  意气风发

  按照正常的轨迹,教师将是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生刘耘毕业后的职业。1980年10月,正值毕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到学校招人,两位招聘人员以省 教育厅干部的名义,组织毕业生座谈,逐一询问他们的分配意愿。多数同学都表示不愿离开南京,而刘耘却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南京以 外的地方工作。

  其实,刘耘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只当一名老师。

  那些不愿到外地工作的同学最终都被淘汰了,而刘耘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国办信访局工作的通知。23岁的他对体制内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个模糊的预期:凭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事业的。

  初到信访局,刘耘的心凉了半截。办公条件简陋而陈旧,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与他的同事们在私下聊天时,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 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成为刘耘那段人生经历中更为重要的注脚。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 感受到的主旋律。对现在的刘耘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参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至少在他所任职的国办系统是这样。他举了个例子。1984年到1986年这两年,他到国际关系学院读了 硕士。毕业后,刘耘想回国务院,国务院也欢迎他回去,但国际关系学院也要他留下,于是主管部门不放人。国办人事局找主管部门交涉,无果。最后,国办信访局 和人事局联合给国务院的领导写报告,一位国务委员出面协调,把刘耘要了回去。

  刘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1987年,他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

  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感触不深”。那时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刘耘的话说,“是非常辉煌的”。

  意气风发的刘耘有着远大前程。1992年7月,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从中央到特区都有了,唯独缺了基层。“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再完整一些的话,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搞不好团结”

  1993年,35岁的刘耘有了新身份:长沙县县委书记。

  到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前任县委书记不愿离开原来的岗位,虽然被调到省里的乡镇企业局当副局长,却仍然暂时兼任县委第一书记。省委 给刘耘的说法是,你不熟悉情况,过渡一两个月,他就走。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怎么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

  一老板赌博被抓,按规定应拘留。有人出面干预,称拘留这位老板会影响企业发展。公安局颇感为难,向刘耘请示。刘耘答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可让这位老板在拘留期间处理业务。公安局照办。很快有人告状,说刘耘破坏当地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形象。

  在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任期内,类似这样被告状的事情,刘耘经历了不止一次。

  第二年,刘耘离开长沙县,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被告状的经历并没有从此画上句号。区政府有两辆进口轿车,一辆是区委书记坐的,一辆是区长坐的。有群众不断向纪委反映,最后告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层层转下来,到了长沙市纪委。市纪委要求刘耘做出处理,刘耘便把车封存了。

  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到长沙考察时,长沙市委还将这件事情作为亮点作了汇报。

  可这“亮点”成了刘耘仕途的“污点”。不久后,上级以不团结的名义,将刘耘的工作调整了,新的职务是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小了;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干部选拔的惯例,外经委主任这样的领导基本上意味着与更高一级的党政领导无缘。

  后来,刘耘找了在中央的朋友反映此事,朋友回复说,他们说你搞不好团结,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刘耘事后分析,“封存车子”一是得罪了区长,他没法继续坐了;二是得罪了前任,“你否定他的工作啦”。

  而“搞不好团结”,除了“封存车子”还有“不收钱”。

  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别人就不敢拿了。”

  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 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 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 中国不一定是这样。

  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团结”受到影响的,除了他自己,刘耘还见过许多。他的一位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1997任宁乡县县长。这位县长工作能力强,且 廉洁自律,在乡镇领导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98年春节期间,他将几十万元礼金悉数上缴,还在大会上痛斥送礼行为。刘耘以亲身经历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他 满不在乎。不久,他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关系即形同水火,组织部门便让他到别的县“交流”了。多年过去,不跑不送的他几乎“原地不动”,而当年的许多同僚甚至 下级都成了他的领导。

  “不团结”是可以明确拿出来作为理由的,还有一 些影响仕途的因素则是更为隐晦的。曾任浏阳市委书记的欧代明思想解放,敢作敢为。他在任时,“口袋里装着大学毕业生名单,使用一个划掉一个”,一时浏阳人 才汇集,事业兴旺。但欧代明个性突出,“领导不好驾驭”,后来“被打发到省直部门担任偏将去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逐渐形成了他的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 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陷阱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最初,组织上的意思是,“先过渡一下,解决级别,然后就到市里面当副市长”。刘耘到了学校,两个月后就下定决心不去当副市长了。

  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曾经不甘于做老师的刘耘现在发现,自己“也比较喜欢教育工作”。

  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即便不按德国标准,以中纪委的规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构成了职务犯罪。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 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在刘耘看来,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在权力的使用上,刘耘坦诚表示,“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一把手做久了,习惯了以后,“确实也会对不同意见产生本能的抵触反感情绪”。

  今年1月,刘耘离开工作了12年的长沙学院,到长沙市人大担任党组副书记。七个月后,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现在,他在海口一家民办本科院校担任院长。

  在刘耘看来,在人大所任职务的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干什么实事呢”?到人大之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官场小说,像《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之类。他发现,现在的与小说里的几乎毫无改变,“一个模子出来的”;社会生态亦是如此。

  五十岁之后,刘耘意识到,不必对自己的仕途抱太大的希望了。如今,他已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在决定辞职时,已经没有留恋了。

  但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体制“心死”。

  一个例证是自去年年底开通微博后,他频繁就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发声。198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务院,写文章谈论政改,提出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

  法治的社会是刘耘的理想。他曾转发一条微博,内容是哈耶克谈论法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破除法治迷信

       韩德强:多大的笼子关权力?


      【导语】越是高层的坏掌权者,越欢迎那些想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人。因为这样,他们反而可以在极大的笼子里为所欲为,不再受内心道德约束了。改革开放以来,倡导以法治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立了无数法律法规。怎么样呢?掌权者不再受道德舆论的约束,反而贪腐遍地了。继续完善法治?恐怕只能进一步加速腐败。

   
   韩德强:难道“清华牌”也要倒?

     【导语】权力是很不容易受到监督的。什么是权?权者,衡也,分寸也。社会生活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公理和婆理之间寻找平衡,这就是行权。所以,权力很微妙,看上去可以受公和婆的监督,实际上,事情越复杂、越长远,行权者就越容易脱离外在监督,而需要靠内心的良知和智慧。

        破除民主迷信:

        韩德强:资本主导的“民主”政府


        韩德强:民主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想象

      
  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下)

        韩德强:文革与民主——议传说中习近平最新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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