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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独家】令计划的政路与心路(上)
日期:2015-01-05 10:33:13 作者:韩德强 浏览: / /
国内外媒体的种种揣测,往往牵强附会、自相矛盾,既脱离思想又远离人心,既不能真的读懂令计划,也无法读懂中国政治。令计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政路和心路转变与时代有怎样的联系,我们能从令计划的沉浮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韩德强老师独家评点:令计划的政路与心路
        核心提示:
        2014年12月22日冬至夜,中纪委重磅消息发布,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被查。一时间好些人没顾上吃饺子,各种传言、揣测和秘闻引爆媒体和网络。“西山会”、“山西帮”、“大内总管”、“团派”、“新四人帮首领”……如武侠小说一般的政治揭秘软文满天飞。可是仔细分析会发现,国内外媒体的种种描写和揣测,往往牵强附会、自相矛盾,既脱离思想又远离人心,虽然以真相帝的名义,结果既不能真的读懂令计划,也无法读懂中国政治。
        令计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政治路途和心路转变与今天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又能从令计划的身世沉浮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关注成长心路,还原一个真实的令计划。敬请关注韩德强老师独家评点:令计划的政路与心路!带你层层解析。

  独家解析:令计划的政路与心路(上)

  韩德强

        注:视频无法观看,实属抱歉,请移步百度云盘观看,【令计划的政路与心路(上) http://pan.baidu.com/s/1pJI8grx 】(复制链接直接访问)
 
以下是关于令计划的讲座文字稿:
(全文实录)令计划的政路与心路(上)
韩德强
2014年12月26日
(注: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请注明转自正道网)
  今天是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1周年。本来我们计划是讲一场关于毛主席的讲座,然后晚上举行晚会,这样来过人民节。但是冬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所以想讲讲这件大事。当然也跟毛主席有关、和人民有关。

  这件大事是冬至那天中纪委宣布令计划被调查。令计划是现在的国家统战部部长,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他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主任长达十年之久,被称为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亲信,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政治核心地带的“幕僚长”。“幕僚”还有一个“长”字。现在海外舆论围绕着令计划的倒台展开了无数报道,其实中国国内也有无数报道,牵动着许许多多人的神经,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所以想围绕这个话题做些漫谈。

  今天不是一个标准讲座,就是一个漫谈,而且准备不充分——今天中午我还在看资料,还在想怎么讲、讲什么、从哪个角度讲,最后想来想去想到一个题目叫《令计划的心路与政路》:我们给令计划做点儿心路分析,看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他跟中国当代史是怎么样关联的;我们从他身上去认识这个社会,去认识他这个人,认识他身上的优点与缺点、他的喜剧与悲剧,去思考究竟什么样才是正道。

  一个循规蹈矩乖孩子的快速升迁路

  令计划这个人是1956年出生,这个年份很重要。56年出生,意味着到1966年时他是10岁的孩子。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这一年,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他肯定看不懂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肯定目睹过各种各样的游行、标语、口号,听说过各种各样的派系斗争。1973年,他17岁时当了知青,这说明他实际上是没上过大学的,可能也没上过工农兵大学。

  17岁当知青,这本身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或者起点低的事情,而他可能的问题在于知青的年份里锻炼时间太短。他很快就转成工人,在山西平陆县的印刷厂当工人。当工人的年份也不长,连知青带工人大概也就当了三年。所以到了1975年他19岁时,他开始到平陆县团县委做县委副书记。这中间从知青、到平陆印刷厂的工人到平陆县的团委副书记实际上是三级跳。这个三级跳是不是有贵人关照、有什么样的人重用提拔啊?我估计那倒不是。很可能那时候他真是个好孩子,比如他劳动是踏实的,比如他到印刷厂当工人的时候是勤奋的。他做排字工人这活儿,挺辛苦,但他可能也干得比较勤奋,所以是一个能干的娃。山西话大概是这么个讲法——能干的娃,也比较听党的话,可能那时候不见得真的有多少政治思想。有自己不是很能体会得到的理想,但是工作上比较认真踏实。

  那么到他20岁的时候,国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毛主席去世。而且这一年还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影响中国至今的政治地震,这就是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在平陆县团委副书记的任内。我估计,他在1975年时是跟着喊了“打倒邓小平”、“坚决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的,到了1976年又跟着喊过“打倒四人帮”、“拥护华主席的英明领导”等,我估计这些他都是喊过的。

  但是政治这个事,他懂不懂?我估计他还是不太懂的。但我估计,他愿意学习、愿意思考。这个人的特点是眼里头很有活儿、很机灵,但是另一方面可能就有缺陷,就是读书、思考这些很可能不太多、不太深入。眼前的事情关心得多了,深刻的、长远的事情往往就不见得那么上心。一个人的精力、时间是相互冲突的,特爱读书的那些人,往往眼前事做得不太好;眼前事做得好的,有时候读书就不太认真,或者不太读得进去。我估计他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成长起来的、比较能干的、眼里头有活儿的、比较听话的、比较讨人喜欢的、周围人都比较认可的、人缘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年轻干部。

  如果说时代好、环境好、政治风气好,这样的干部至少成为一个勤政为民的中层干部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说社会风气不见得好、政治风气不见得好,那么命运就可能另当别论了。

  此后他从山西平陆县团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调山西运城做地委干部。在地委做什么干部呢?我现在不清楚。大家要去体会平陆县是个处级单位,处级单位里的团委书记是个科级干部,团委副书记是个副科级干部,是这个逻辑。从用人的角度,一般讲共青团系统的人如果调到其他系统去工作,是降格使用的。比如说你在团县委里头是副书记的时候,你是副科级,但是你一旦调到别的岗位上去,很可能你就被当了科员使用、当了干事使用,会降级使用。因为共青团的干部确实是因为唱歌跳舞出身,缺乏实际工作的历练、缺乏实际矛盾的考验、缺乏利益和思想交织的考验,一般来讲,是要降半格使用。那么,他是到运城地委做了大概有一年左右的干事,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就垂青他了。当时团中央从全国共青团系统调集干部到团中央,他就在这个时候到了团中央去了。

  到了团中央,他做什么呢?大概就是报刊发行、宣传这一类的事情,也就是在干事的位置上待了四年左右的时间,这就到1983年。胡锦涛总书记是1982年任共青团中央的书记,1984年——1985年任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所以令计划跟他有一点点交集。但是如果看履历的话,从82年到83年,就是胡锦涛任共青团书记的这一年,他恰好借调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1983年到85年期间,他到中央团校,也就是今天中国的青年政治学院读书去了。所以实际上他跟胡锦涛没有真正的交集。就算这一段时间他们都在团中央,作为一个跟报刊发行有关的宣传部的普通干事,或者一个副科级的干事,要跟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或第一书记挂上钩,非常难。所以虽然他后来被认为叫“团派”,但是我估计其实跟胡锦涛差了十万八千里。

  等到胡锦涛1985年调到贵州任贵州省委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调走了,他(令计划)才在1985到1988年期间,在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做副处长。这是1985年的事情,这一年他29岁。前面的部分,也就是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确实也比较能干、比较务实的年轻干部,有这么一段成长路径。

  1985年29岁的时候,做了共青团宣传部理论处的副处长,这个时间持续到1988年。这段时间共青团系统的风气是什么样的?因为共青团当时要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怎么做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呢?实际上共青团已经开始“为金钱正名”。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共青团系统实际上是西化比较严重的系统。因为胡耀邦当时是属于中国高层领导里头比较西化的领导人之一,他喜欢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愿意冲锋陷阵的人。而这些人往往对名利、地位比较有想法,甚至比较大胆地认为中国的体制不好,中国的体制束缚人性,中国的体制是属于“黄色文明”。后来讲《河殇》的这帮人,苏晓康、王若望这个系统,以及整个知识分子系统,在共青团系统中影响还是很大的。直到今天,《中国青年报》仍然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报,仍然是主张要以市场化、利益化为导向的一张报纸。他(令计划)在1985到1988年期间,担任共青团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这个期间的思潮就是为私有化鸣锣开道。我估计在这个期间作为理论处副处长,应该见识了中国社会各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潮。而其中一种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潮就是认为中国应该进行私有化、西方化的改革。而我估计他可能对这个思潮比较熟悉,是受这个思潮所影响的。

  我印象我到北京之后,也就是1986年,我到中央团校——现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听过一次课。这次课非常可笑,这也是北京市团市委系统组织的一场活动,当时是让北京市的一些青年学生到中央团校去学习,学什么?去学日本人怎么经商。这是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啊,给我们上课的是个日本商人,告诉我们中国青年人应该怎么样把顾客当上帝、怎么样给顾客点头哈腰。我觉得这怎么会是中央团校呢?但它就是。所以我当时对于中央团校留下的印象,就是偏向西方化、私有化改革的这么一个学校,偏向于不单是向西方学习,而且对日本还很推崇的这么一所学校。这种风气变化是明显的一个事情。

  那么紧接着就是1989年,1989年那一年他是33岁,这一年肯定对他是一个考验,或者他内心一定会面临选择,就是说是站到哪一边?因为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身边是有温家宝的,他身边还有一批青年改革的主张者。我今天还有一批他们其中的朋友,我觉得他们的愿望还是好的,比如说……,我都不一一举名了。他们的愿望是好的,他们希望通过改革让中国富强发展、让中国充满活力,他们的主观动机我不想否认。但他们的政治主张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是要实行美国化的改革,要实行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我相信他当时作为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会面临一些纠结、选择。

  中央当时分裂了,赵紫阳一个声音,邓小平一个声音,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下面的干部一度无所适从。像北航的那些校领导,当时也有一批主张支持学生游行的,因为这也有依据啊。比如紫阳的那些声音就比较倾向于说“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你们说有什么阴谋指使,没的事儿,要给与保护,要关心他们”,这是一种主张。另一种主张就认为“这是动乱,这是外国势力的阴谋,学生是被利用的”,大概是这样的。两种声音实际上当时都是主流声音,都是《人民日报》发出来的,让下面的基层干部是很晕的。

  下面的共青团里作为一个团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主任,我估计他也是会有点晕的。但是这个人也许不晕,为什么呢?因为都是那些对思想高度敏感的人会很晕。但有些人他是跟领导走的,特别是跟顶头上司走,他不跟思想走。顶多听两级,顶头上司说啥,上司的上司咋说和上司咋说,至于说党中央咋说,党中央有几个中央,都可以不管。我对他的认识,偏向于认为他更多地是跟着顶头上司走,所以他不见得犯多大的政治错误。

  从那里他后来又开始变动,开始往中央办公厅调了。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空档我就忘记了,他的履历记得不太清楚了。(编者注:令计划从1990年开始分别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和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于1995年调入中央办公厅。期间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调到中央办公厅以后做什么呢,开始做调研室三组的负责人,后来从调研室三组负责人变成调研室三组组长。这个身份是干什么的呢?首先要知道中央办公厅实际上是个部级单位,下面的调研室是个局级单位,局级单位下面的组是个处级单位,处级单位的组长是个处长的身份,他从副处长调到处长大概经历了一个临时负责人的身份。这个大概属于通常的正常调动。

  并不是政治核心人物的中办主任

  坐到调研室三组组长的位置上之后,就开始会接触一些中央高层。因为这个组长的身份是为常委起草讲话稿的,起草一些调研报告和讲话稿。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有多少比例是这种类型的工作,有可能开始跟一些中央领导人有了交集,其中大概跟胡锦涛会有一些交集。因为胡锦涛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已经是属于皇储、已经是内定要接总书记的班的,所以位置已经是很高的。但是他当时的身份其实还非常低,其实就是一个处长的身份、处长的位置。

  等到后来令计划真的发挥重要作用是在十六大,十六大是胡锦涛成为总书记的这一年——2002年。这一年令计划已经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这个时候的位置已经是副部级了。令计划是到2007年十七大的时候作为中办主任的。也就是从中办副主任到主任这一段开始跟胡锦涛有密集的工作上的往来。所以有人就把令计划作为胡锦涛的亲信、大内总管,他们的依据恰恰是2002年到2012年这个十年时间,这被作为判断令计划如何如何重要的十年。这个十年当然确实是中国腐败速度最快的十年,党风特别是高层党风变坏,这个十年是“功不可没”——过不可掩。

  但是这个期间是不是有亲信的说法呢?现在分析来分析去,我认为现在外媒上的总总说法可能不切实际,不是真的。比如说有人说令计划是胡锦涛的亲信,我看不见得,因为这不是胡锦涛的风格。胡锦涛此人之所以能够被高层领导人欣赏,有一个工作作风就是不拉帮结伙,不寻找亲信,按规章制度办事。所以锦涛可能不见得在党的高层里头有什么亲信。锦涛的特点啊,他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的时候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政治辅导员,是经历过“文革”的,所以对于政治斗争、派系斗争非常敏感,所以大概就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他那个心门是闭得比较紧的,你让他敞开心扉,你打死他吧。这是第一个我判断不太可能是亲信的理由。

  中办主任的能量大小关键看总书记是否是权力核心

  第二个理由是令计划在中央高层当中的位置其实是非常低的。从副部级到部级到副国级到国级,完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这一级级的不知道隔了多少层,所以你要找亲信哪有一直找到中办副主任、主任这个级别去的?这种亲信的找法不太靠谱。那么令计划想不想当亲信呢?恐怕是想当的,就怕够不着。

  中办这个位置往重要了说确实非常重要,往不重要了说也不是很重要。你看这两句话都被我说了啊。先说它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是督办、负责、协调一些事务,比如说文件的起草、会议的落实,检查督促、调查研究,他是有这些工作的。特别是说中央领导人他们的出行计划、会议安排,甚至一定程度上吃什么、穿什么他都要一一参与过问。说重要,其实甚至可以比喻为什么?有很多种比喻法,比如说相当于过去的宦官,十常侍,这是一种比喻。虽然他不见得有身体上的变化,不见得被阉,但是他的逻辑是这样一个逻辑。还有一种说法,相当于是直接服从于最高领导,如果最高领导非常核心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其他常委就变得无足轻重,然后中办主任的位置因为是最高领导人意志的放大而变得格外突出,相当于最高领导的秘书,是这种角色。过去的皇权体系,有门下省,有中书省,有这个那个……如果诸位知道的话,近代有一个军机处,军机处所形成的文稿、奏折或者他们的意见建议是直接报送皇帝,那么军机处得有一个秘书班子,或者军机处得有一个类似秘书的身份,中办主任大概可以理解为军机处的秘书,可以做这种理解。因为他直通最高权力,而拥有了远胜过一般部级干部的地位。这是一种说法。

  再有一种说法,大家可以去理解,就是中办主任相当于秦朝时候的中车府令。中车府令是个什么角色啊?当时的中车府令叫赵高,此人后来就指鹿为马,把持朝政,就是他。那么中车府令在秦朝是个什么角色呢?是掌管天子的车马,就是小车队队长,小车队队长兼办公室主任兼秘书。大概其实是这个角色,随着秦始皇出行。因为秦始皇手下猛将如云,封疆大吏一层一层的,可是跟着秦始皇出巡的是这个中车府令。等到秦始皇去世的时候,这一刻所有重要的王公大臣都不在身边,就中车府令在身边。最后他就假借秦始皇的名义颁布诏令,矫诏,也就是说伪造诏书、篡改遗嘱,使得最后不是公子扶苏来继位而是秦二世胡亥继位。所以你会发现中车府令的位置是这么重要,平时看不出来有什么重要,关键的时刻可能非常重要。平时是个端茶倒水的,或者就是一个小车队长,他可能就不见得是什么,但是这个小车队长泄露机密也好、或者篡改医嘱也好,他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特别重要。这也是海外为什么把他称为大内总管的原因。

  但是你要往不重要了说,它也不重要。理由就是说,当时在胡锦涛时期,锦涛始终没有掌握最高权力,这一点是从中央的历次讲话、会议当中都明明白白摆出来的。江泽民作为国家领导的时候,他是叫“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了胡锦涛时期十年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其实是个同义反复,他就是总书记。核心比总书记的身份更关键,核心不是一个实际的官称,你说江核心,抱歉你喊错了,他叫江总书记。但是他表述的时候叫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表述说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因为当时的核心可能其实仍然是江泽民。所以锦涛其实没有真正掌握过最高权力,在他没有掌握最高权力的情况下,当时的九个常委谁也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办主任,你只能是一仆多主,有很多主人明白吗?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其实你也不见得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所以可能是夸张了令计划的作用。

  这是关于令计划的作用和影响力没那么重要的判断。那么进一步判断,为什么说海外有可能高估了他的能量、高估了他的作用?甚至海外有舆论说令计划是“新四人帮”的头儿。什么叫“新四人帮”呢?他们把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加令计划叫“新四人帮”,而且说这个“新四人帮”的头儿是令计划,我对这种说法非常怀疑。你想,这个令计划是在中央高层里头资历最浅的,最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这样一个人你说谁能服他。周永康能服他吗?那是胡扯。徐才厚经营军队二十多年,能服这么一个小娃娃吗?那不可能。那薄熙来更是了,根红苗正不说,确实志大才不疏,你说能服这个令计划吗?我估计也是不会的。所以这是海外舆论捕风捉影的表述,我觉得这个判断肯定是不靠谱的。因为海外舆论要抹黑我们这个党,反正你就是没什么好事儿,出来了之后全给你往最坏了想,甚至千方百计一定要把薄熙来跟徐才厚、周永康捆绑在一起……那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不是一回事儿,他非要捆绑在一起。

  恰如其分地认识令计划的贪腐问题

  第二个表明令计划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2年3月18号他的儿子出了车祸以后,一直到今年12月22号冬至这一天为止,令计划一直出席各种活动,还发表文章,还逍遥自在,不像人们觉得“怎么令家人都被查完了他还在那儿发文章讲话呢?”你当然可以说他很沉得住气,“这个家伙老奸巨猾”。老奸巨猾这个说法就意味着这个人真的是城府非常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整个山西的腐败网都是他建的。山西最近叫“塌方式腐败”,山西整个官场、整个省委常委里头抓起来若干个,省委常委都快被抓完了。下面地市级干部也是,大同的、运城的、太原的,山西官场就不知道明天抓谁,这个感觉是很恐慌的。如果说山西帮的头儿就是他,那显然他跟周永康一样——周永康既是政法王、又是石油王、又是四川王=——完了下面的党羽众多。

  令计划是不是这样的?从他前年3月18号到现在,实际上两年半过去了才最后落马,而且落马还只是说调查,是说严重违纪被调查,还没说他更多的问题,看见没?这实际上说明令计划本人可能不见得有直接的大问题。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大家一定要知道,令计划工作是比较勤奋的,也是比较愿意读书学习的。甚至是说,对他的正面报道里提到:哪个中央领导不休息,他是不休息的,一天只睡3、4个小时,重大的外事活动或纪念活动,他像周总理当年为毛主席保卫安全一样,亲自检查现场、落实线路、查看车辆,他细到这种程度。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人有可能会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人。再说,他的领导胡锦涛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胡锦涛是一句自己的话都没有,一个自己的动作都没有的,受这种领导的影响,可能令计划也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问题是,为什么媒体说他后来建了个山西帮或者西山会?据媒体报道他的兄弟令政策(山西政协副主席)、他的妹夫王健康(运城市副市长)、他的五弟王完成(大商人)……他整个有个关系网。我仔细去体会这些关系网,我认为这些关系网不见得需要他出面建,只要有他的影响就够,甚至他都没有授意都可以干这些事。因为要知道,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兄弟在朝为官,没有一个兄弟在做中办主任,令政策在山西官场是不是也有可能要贪污腐败?他的妹夫王健康是不是也有可能贪污腐败?他的弟弟王完成是不是也有可能官商勾结?也就是说,实际上有一个兄弟在朝里头做靠山,当然他们会更疯狂,但是没有这个人,他们一样的比较疯狂。我们今天官场已经是这样了,知道吧!

  在这种疯狂当中,令计划恰恰可能是一个不太疯狂的人。至于说他构建的所谓西山会,这个西山会就开过三次会,据说现在被报道的很神:进这个会至少要中委或候补中委,钱一定要多到多少多少亿,能源局的局长刘铁男是西山会的其中一个成员。什么叫西山会呀?其实很可能就是一群山西的政商朋友一起吃几次饭,就可能被夸张成西山会。是不是说令计划就准备用这些人构建一个政治组织挑战党中央?我看他不见得有这种胆。这是我觉得令计划有可能被夸张的地方。假如说令计划的行动真的达到结党营私非常明显的地步,西山会真的是一个像周永康所构建的石油帮一样那么严密的组织的话,我估计不会让他待到今年冬至。也就是说,后面网一直在收紧、一直在寻找证据的时候,这个证据总是显得若有若无、不那么充分,这个才是为什么今年冬至才落马的真正原因。

  然后再说,有人说令计划构建了一个团派,有一个说法叫“胡家天下,令家党”。也就是说,令计划借胡锦涛的势力构建了一个令家党,就是说他不单在山西拉帮结伙,而且媒体在全国各地举出来很多人,团派的比如说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大概说这些人是“团派四大花旦”,都是令计划囊中之人,随时可以调动。我估计很可能也不见得到这个地步。因为一旦形成非常紧密的帮派关系,他们内部或者真的像当年共产党一样有理想,或者就是有巨额利益输送。比如说,我云南省委书记收到了多少多少钱,其中有多少多少钱送给了令计划,令计划又把什么重要的项目或者职位给我,让我怎么升迁。你有这种密切的权钱勾结的往来,这才构成密集的党派。吃几次饭或者曾经都在共青团系统工作,不构成密集的政治联系,不可以说成真的是党内某一个派。

  我不是要替令计划择清他的责任,我只是说要恰如其分地认识他。可能我现在判断的依据不足,我现在在捕风捉影。允许他们捕风捉影,也要允许我捕风捉影。我认为,令计划很可能身上的问题不那么多,许多问题、许多贪污腐败的罪行可能是借了他的名义;他也可能默许,但是他不见得亲自参与;他所组织的帮派相对松散。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他收钱没有?拿好处没有?我估计是有的。但是有多少?是不是那么巨额?数以百亿计,或者也是27亿计?这个就另当别论,证明之一恰恰是他儿子的那辆法拉利轿车。法拉利轿车值多少钱?你要按普通老百姓的眼光,法拉利轿车太值钱了——四五百万呢!可是如果说你按照百亿级或者27亿级去思考的话,法拉利轿车就是小玩具,它就不算什么。这钱谁出的?是山西一个国营钢铁公司的头儿出的,这个头儿叫陈川平。也就是说,自己儿子的玩具轿车不是他自己买的,是别人送的。反过来说,你真要是说山西的钢铁厂的陈川平跟令计划之间有密集的利益往来,那个数量级至少在10亿以上才是真的死党,一辆法拉利轿车只是投石问路而已。投石问路或者抛下香儿要钓大鱼,鱼钓过来没有?这个还有待查证。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高估了令计划的能量和作用。如果跟另一个人比的话,这个事情一下子就明白了。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另一个人是江泽民时期起类似作用的人,叫曾庆红。跟曾庆红相比的话,可能令计划的角色、分量就要轻得多。为什么?第一,曾庆红根红苗正,比江泽民要根红得多、苗正得多,曾庆红的母亲是属于井冈山时期的干部。可是江泽民是新四军系统,新四军系统比红军井冈山时期的老干部资历浅得多。在党内高干子弟里头的作用,曾庆红的作用大得多,在实际政治运作当中他的分量要重得多。你反过头来说,令计划就是一个平民子弟一级一级往上爬,是谨小慎微的一个角色,可能你给他能量,他也胆战心惊,不见得那么大胆敢去用。所以我觉得,海外舆论包括现在国内的舆论可能高估了令计划的能量和作用,对于他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可能也是远远高估了。

  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就表现在他儿子的这起车祸的处理上。他儿子开了这辆法拉利轿车,2012年3月18号凌晨4点,这辆法拉利轿车撞在北京北四环北航西北角保福寺桥桥墩上的时候,这以后令计划怎么处理的?这以后令计划的处理就暴露出许多问题,显得很笨拙。他调中央警卫团,他让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交警不要参与,封锁现场,调中央警卫团的警力来参与,想掩盖这件事情。实际上,你要不掩盖还是个小问题,一掩盖才是个大问题。掩盖过程当中还搞了很多名堂、花样。他伪造嘛。他儿子叫令谷,因为他妻子叫谷丽萍,他叫令计划,儿子起了个名字叫令谷。(令计划和谷丽萍倒是男女平等,各占一半。)海外媒体把这个事情报道得很花哨,说“一辆法拉利轿车,一男两女,两死一伤,还是裸体,酒后醉驾,……”,搞得乱七八糟。到底什么情形我们不太清楚,但总之其实是想掩盖真相。而且据说可能手下也比较笨,散布消息的时候给起了个名字姓贾,因为是假名嘛,就起了个“西-贝”贾。这个“西-贝”贾正好跟贾庆林的贾对上号了,结果传出去变成“据说是贾庆林的儿子出问题了”,结果把贾庆林搞得火冒三丈,说“这没这事儿啊,我儿子好好的呀?查!怎么回事,怎么有人栽赃到我头上?”……这笨吧。最后搞得说,江泽民总书记、胡锦涛总书记连同后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三个人把令计划叫来说,“这事咋回事?”还把北京市公安局当时处理这个事的局长叫来问“咋回事?”说这个事就是他干的。当时据说泽民同志就(对锦涛)说,“你看,你的这个中办主任这个样子,能用吗?”就调开,调开就去做统战部部长。这时候说明什么问题?他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儿子开法拉利轿车行为不检点,只能说在这个层面上有问题,他本人当时不被认为有什么问题。所以,从中办主任调任统战部部长。

  但是,后来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可能又有一些问题。就是这个现场封锁要动用一些关系来处理什么的,需要一笔钱,这笔钱是哪儿来的?又有别的商人垫了这笔钱。按这个逻辑的话,那也就是说,支持令计划的那些商人是有的,但是钱可能不是直接落到了令计划的头上,就是说他做什么事情都实际上是要运用关系来给他买单,大概是这样。从这个细节当中来分析的话,可能令当时个人私产不见得有多少,个人直接参与的事情不见得有多少。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肯定可以看。因为今天这个官场上,在他这个位置上,如果没有个十亿、八亿的,他就还算不错的了。回头可以看啊。这是大概的一个分析。(点击继续阅读:令计划的政路与心路_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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