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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洋溢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气息
日期:2015-03-19 11:12:46 作者:善勤 浏览: / /
海外舆论往往把汪洋作为“团派”明星看待。然而,汪洋在共青团基层历练之际,胡锦涛已经成为团中央书记,两者地位相隔天壤。汪洋出身平民,也不是什么“红二代”。所以一个普通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平步青云,主要是响应了时代号召,成了时代思想的解释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辨识风向标】

  看新闻联播、读人民日报、上新华网,是许多政治头脑辨识中国风向标的捷径。但是,现在网络社会,意见纷纭,左解右读,反而搞晕了头脑。怎样才能既不左又不右,既不超前又不落后,既不“听风即雨”又不至于麻木不仁?左冲右突之下,唯有懂得中国特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而要理解中国特色唯有理解国学。故以国学根底辨识风向,或可八九不离十。

汪洋,洋溢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气息

善勤

      【精彩摘录】
  虽然“六四风波”过去了,但是,一整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被西化思潮深深浸染。他们看似拥护邓小平理论,赞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欣赏“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推崇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但却缺乏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深深忠诚。这些人或者成为大学教授,传播西方思想;或者结交并影响党政干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些人政商学三栖,呼风唤雨,被西方所瞩目,被美国称为“改革派”。

  这其中,又有极少数人,兼具了老一代的忠诚和青年一代的西方化倾向,颇得邓小平理论的真传。汪洋,或许就是其中一个。

  在如何认识美国这个问题上,汪洋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心里都有一些绕不过的坎,里面夹杂着既复杂又矛盾的感受。这些感受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影响着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和认识,使美国的形象既清晰又模糊。

  1972年2月,世界上发生了一件令世人震惊的大事——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了!世界政治格局的版图在毛主席和尼克松的谈话间已悄然变动,直接影响了中美两国关系未来30年的走向。彼时,17岁的汪洋从广播里听到这则重大新闻时,他的内心会发生怎样的动荡呢?尼克松,这个世界上最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元首,竟被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进了自己的书房?既然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既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我们怎么会突然和美国出现和解的迹象?这一切或许让这个17岁的小伙子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感到困扰。

  比起令人费解的国家大事,更加困扰汪洋或者说更迫切需要给出答案的是个人的出路和生计问题。作为家中的长子,少年就承受丧父之痛的汪洋,不得不替母亲分担起家中的压力。就在这一年夏季,家境贫寒的汪洋选择了从高中辍学,到宿县地区的食品厂做了一名工人。在食品厂里,汪洋一干就是四年,因为他不怕苦、不怕累,很快就从一名基层工人成为了车间负责人。1976年,好运降临了,他被调到“五七干校”做教员,这成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从一名车间工人,被选拔为党的理论宣传干部,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也在情理之中。汪洋一直都聪明好学,即使在辍学去工厂期间依然延续了这一好习惯。在“五七干校”的三年间,他聪明好学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被提拔为党校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从工人转为干部,在摆脱贫寒家境的同时,汪洋还收获了更大的人生尊严感,更加坚信了靠勤奋拼搏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信念。

  在治国理政思想上,对一代人触动最大的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同属安徽,汪洋的感受可能会更加强烈。亲身经历过贫穷的滋味,渴望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摆脱贫穷,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这应该是汪洋这一代人的共同心路。当他发现一贯被批判为反动、落后的“分田单干”可以比生产队打出更多的粮食,内心也一定会萌发变革现存体制的信念。而汪洋又在国营工厂中工作过4年,也一定会对计划体制中的弊端看得比较多。一推一拉之间,那代人中的大多数都对市场经济寄予了厚望,因而对以自由市场著称的美国心向往之。

  1979年,命运再次垂青汪洋,他被选派到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为期一年。恰值此时,邓小平访美,实现了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的敌对关系。这一切,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震撼多于反感。一个物质丰富、科技发达、文化开放的美国形象冲击着中国人的头脑,一个赴美留学取真经的浪潮在知识界兴起,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至今甚至已泛滥至中小学生。

  中国学谁,谁倒霉。前三十年,中国学苏联,苏联垮了,中国却由此奠定了现代技术和工业基础。后三十年,中国学美国,美国衰落了,中国崛起了。中国善于学习,善于在学习他人时保持自己的思想、文化和体制的独立性。这一点,正是国学留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深刻印记。这一点,也正是西方世界没有料到的,也是许多中国人没有料到的。

  当然,在左摇右摆中,中国不仅获得了成长,也确实付出了代价。在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许多中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种思想禁锢跳到了另一种思想禁锢,成了西方迷、美国迷。不仅是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如赵紫阳等人,都受到美国梦的影响。1989年的学生运动,正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形成美国梦的产物。

  虽然“六四风波”过去了,但是,一整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被西化思潮深深浸染。他们看似拥护邓小平理论,赞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欣赏“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推崇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但却缺乏邓小平对党和国家的深深忠诚。这些人或者成为大学教授,传播西方思想;或者结交并影响党政干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也有一些人政商学三栖,呼风唤雨,被西方所瞩目,被美国称为“改革派”。

  这其中,又有极少数人,兼具了老一代的忠诚和青年一代的西方化倾向,颇得邓小平理论的真传。汪洋,或许就是其中一个。从1981年到1983年,汪洋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从副处级的共青团委宿县地委副书记,到正处级的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28岁即成为副厅级的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1984年至1988年,汪洋先后任安徽体委的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并在32岁那年正式成为正厅级干部。1988年至1992年,汪洋成为安徽铜陵市的市长,人称“娃娃市长”。几年后回良玉主政安徽时,汪洋升任副省长时年仅38岁,是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副省长。从小小的教员到统管数千万人生计的副省级干部,汪洋只走了16年。1999年,汪洋被朱镕基看重,上调中央,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03年又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48岁即成为正省级干部。两年后,汪洋被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并在任上从中央候补委员直接跃升为政治局委员。2007年,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主政这个以改革开放著称的沿海大省。据统计,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层级复杂的国度,一个公务员35岁到正处、47岁到正厅都是进步比较快的了。所以,汪洋如此坐火箭般的升职速度在中国政坛绝对是个奇迹。


1988年,33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铜陵市代市长,撰文呼吁解放思想,图为汪洋当年在铜陵长江电动有限公司调研

  奇迹背后,是关系?还是思想?

  海外舆论往往把汪洋作为“团派”明星看待。然而,汪洋在共青团基层历练之际,胡锦涛已经成为团中央书记,两者地位相隔天壤,不可能成为“团派”骨干。汪洋出身平民,也不是什么“红二代”。所以,一个普通农家子弟之所以能平步青云,主要是响应了时代号召,成了时代思想的解释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现在,再来回首汪洋在铜陵市长任上的改革举措,就更容易理解了。一篇报道曾这样描述他在铜陵的作为——

  “1991年,《铜陵报》发表文章《醒来,铜陵!》,当地电台同日播出,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就此拉开,在整个铜陵市激起强烈反响。

  思想大讨论只是汪洋在铜陵改革方案中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是他要确确实实对当地旧体制进行改革,打破束缚地方发展的“三铁”思想,彻底改革“三铁”体制。

  他首先从住房制度改革开始,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进行整改。当地官员和群众也被他激情四溢的改革决心所带动,开始从冷眼旁观迅速转为积极投入,参与其中。之后,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铜陵沸腾了。”

  这篇文章后来被《经济日报》转载。《经济日报》不仅配发了消息和评论,还策划了系列报道——《醒来,不只是铜陵》。其后,《经济日报》发表了文章、通讯、评论、编后、编者按、图表、来信30余篇,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那场大讨论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第一场思想大讨论”。汪洋由此名震中国,被中央领导称为“有改革风范的少帅”。邓小平看到《经济日报》的报道后,非常赞同汪洋关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不久,邓小平就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提出要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据说,邓小平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时,还特别召见了汪洋,称他为“娃娃市长”。


1994年9月23日,安徽省常务副省长汪洋(前排右二)于来舒茶检查工作

  随后,汪洋步步高升。主政广东时,面对广东企业居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中国企业需要提高自主核心技术的现实,汪洋提出了“双转移”、“腾龙换鸟”的构想,就是将珠江三角洲的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力转移至粤东、粤西、粤北等更落后地区,把高端技术产业引入到珠江三角洲。应该说,这是基于市场、引导市场的大手笔之作。不幸的是,就在启动“双转移”、“腾笼换鸟”的当口,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广东一下子就被置于暴风眼上,“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二潮同现。有人说,这是对“双转移”的沉重打击,企业都死了,看你还怎么转?

  对此,汪洋说:“今年以来广东有5万多家企业倒掉了!数据是否真实另当别论,但大家要认真分析一下,现在倒闭的是什么企业?有著名的大企业吗?没有!我判断,这些企业总体上讲,都是落后的生产能力。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

  至于如何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汪洋依然是讲要制度创新,要学习美国,用法制环境的保障来吸引人才。

  汪洋治粤的另一大政绩是推动了“大部制改革”、“强区扩权”、“强县扩权”。“顺德强区扩权、东莞强镇扩权,深圳取消区级政府,就是要减少行政层级,减少中间环节。”其内在的机理,汪洋说得好:“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揽社会治理的传统模式,创造各种有效方式,由人民群众依法进行自我管理,逐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

  汪洋推崇发展是硬道理。就在重庆那位书记唱红打黑,主张“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时,汪洋却大唱反调,继续倡导“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

  汪洋欣赏分权制衡。在他的推动下,深圳重新启动“行政权三分”的改革,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甚至,在汪洋的促进之下,广州市委出台《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规定今后广州市的重大问题必须事先经过政治协商通过,才能提交广州市委和人大。

  汪洋兼容并包。2008年1月至3月,《南方周末》连续发表关山、笑蜀、刘洪波撰写的有关思想解放的7篇评论,被称为“南周七论”。其中《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一文提出,要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思想本来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对此文的观点汪洋非常认同。

  汪洋热心网络民主。在一次同网友的座谈会上,他说:“互联网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谁掌握了网络,谁就掌握了未来。网络是一柄双刃剑,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介入,趋利避害,正确引导。党和政府一定要通过网络,推进民主,使网络民主成为互联网时代基层民主的新形式、新载体。”

  由此可见,汪洋身上洋溢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气息。

  这种气息,正是汪洋的可贵之处,却也是汪洋容易惹争议之处。毕竟,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继续忽视这种分化,作为政治家,就显得思想准备不足了。

  大洋彼岸也在反思。前不久,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感叹美国政治改革无望、“死路一条”(No Way Out)。他在美国《外交》双月刊上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细剖美国政治制度内在的弊端:美国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美国国会成了七嘴八舌的茶馆,难以形成有效的决议。两党竞争也使议案容易遭到否决;法院更是像刹车系统一样,增加了决策的“否决点”,甚至时常替代了政府的行政权力。不仅如此,自由民主的信念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国内种族与种族、阶级与阶级的偏见和隔阂,黑人与白人的种族冲突不断,更有无数无辜的人倒在了他人的枪口之下。

  如果时光可以快进,让八十年代的青年思想者们看到今日真实的美国,那么,他们会发出何种感慨?他们又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呢?

       文章来源:《国企》杂志       作者邮箱  51275296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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