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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希望怎么改革?
日期:2015-03-25 10:39:05 作者:善渊 浏览: / /
柳传志是现有政治体制的受益者。但是,为什么他也主张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呢?这恐怕就是有规则分赃和无规则分赃的区别了。现行政治体制下,上面一换人,关系断了、变了,重新勾结,还得再打理一遍。这是无规则分赃。换成有规则分赃,一次性解决问题,岂不更好?

【细听龙虎吟】
  央视《对话》栏目,商界龙吟虎啸。可惜,俗眼凡胎者众,浪费了台上的许多真情实感。主持人亦往往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重外表、不重内在。哗众取宠有之,攀亲搭故有之。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炫耀名头,赛作广告。其实,商界人物或背景深厚,或机遇垂青,并非一定有多少真货实料。即使站在聚光灯下,也往往深感危机四伏,内心惶惑。细听龙虎吟或成虫鸟鸣。唯其如此,才能更加理解商业之艰难,成功之不易,才能获得有益的启示。

 

柳传志,希望怎么改革?

善渊

  柳传志先生曾对《财经》杂志谈话《我希望改革,反对暴力革命》(2012年10月)。两年多过去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反腐败风暴正席卷全国,改写着中国政治的明规则和潜规则,迎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欢呼,有效地避免了一场暴力革命的到来。这是不是柳传志先生想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呢?他是商界的带头大哥。重温柳传志的谈话,细品他的内心,或者可以走进商界无数人的头脑。

  为什么自认软弱?

  柳先生是坦诚的,他说:“不要对我们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完全取决于政治环境,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在人们的印象中,柳传志当然是坚强的。否则,怎么能顶住各种压力,创出一番事业来呢?但是,柳传志却认为自己是软弱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恰恰是柳传志心胸开阔、头脑清醒的表现。他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见识过许多人物。他知道其中有一些人有坚强的政治意志,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变革。这些人下过乡,坐过牢,九死一生,无怨无悔。和这些人相比,自己曾经也有抱负,有理想,却害怕政治风云变幻,担心自己的个人遭遇,慢慢地不问政治了。即使他现在腰缠万贯,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不见得真看重这些财富。这就是他早年理想主义情怀的深深烙印。那么,他心目中可以引领中国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是谁呢?我相信,习近平、王歧山应该是他内心更尊重的人。与他们相比,他是软弱的、狭隘的、自私的。懂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正是柳传志的清醒之处。现在某些人经营企业有方,被见钱眼开的记者一包围,就失去了这份清醒,以为自己真有多了不起了,就可以呼风唤雨,左右政局了,这就是狂妄和幼稚。

  恐惧中产生的希望

  问题是,经过多年拼打,他变得现实了,变得看重这些财富了。无论这些财富有没有原罪,带没带上血的、肮脏的印记,他都希望能够保有下去。千千万万先富起来的人都有这样的希望。柳传志表达了这份希望,说出了商界心声,因此成为商界领袖。与希望相伴的,则是恐惧。他在思考:“为什么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法律面前不平等、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社会就很难继续前进。”他知道两极分化的社会终究是不安全的,他担心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他恐惧再一次劫富济贫的暴力革命。表达这种担心和恐惧,正如表达希望一样,更巩固了柳传志在商界的带头大哥形象。

  怎么办?两年前,答案似乎是明摆着的:“现在企业家和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当然,他明白:“执政党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这意味着要触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难度很大。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己身不正,焉能正人’?高层领导的思想真正统一也很重要。表面一致而实际上自行其是,分歧巨大,就无法重启改革。”

  也就是说,企业家和学者们是有共识的,只是高层领导的意见不一致,所以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

  受益者为何呼唤改革?

  柳传志或许有接触高层领导的方便,甚至有可能受益于某些高层领导的支持。柳传志是局中人,不会不懂得“发小财靠本事,发大财靠政治”这个基本道理。也就是说,政治与经济难分难解。没有实权人物的保驾护航,查你税收,断你贷款,封你账号,甚至抓你人,企业怎么受得了?完全合法经营的企业有没有?有,但恐怕不多。但是,实权人物的保驾护航是有条件的。明暗参股,收受贿赂,报销吃喝嫖赌账单,安排亲友工作等,这就是官商勾结,政经勾结。联想做得这么大,各个层级都可能有不少灰色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

  柳传志是现有政治体制的受益者,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为什么他也主张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呢?这恐怕就是有规则分赃和无规则分赃的区别了。现行政治体制下,上面一换人,关系断了、变了,重新勾结,还得再打理一遍。这是无规则分赃。换成有规则分赃,一次性解决问题,岂不更好?如果能够不分赃,取消潜规则,只要明规则,当然更好。

  所以,柳传志的软弱大概也就在这里。他希望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又深深地依赖现体制,能不软弱吗?

  强者,让人欢喜让人忧

  照柳传志的逻辑,办法只有一个,出现“强有力的、有良知的领导人”。“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中国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

  现在,这样的人出现了。柳传志会高兴吗?不一定。《财经》杂志记者巧妙地逼问:“改革之所以难以深入,是因为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遭遇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因此,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就显得非常重要。随着中国新的政治周期的到来,有不少人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大刀阔斧,改变现状。可是,能否出现强势人物是个问题,即使有这种人物,他会把中国带向何处也是问题。”

  柳传志反应很快:“我的生活经验证明,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如果做不到,就会出现可怕的强势人物,一言九鼎,随心所欲。”

  显然,目前这场反腐风暴并未按照他的生活经验来,而是出现了他无法预料、无法左右的强势人物。随着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的倒台,一些高层领导如坐针毡。党的集权程度急剧增强,习近平被美国媒体称为最具领导力的大国领袖,接近“一言九鼎,随心所欲”。

  在柳传志的思绪中,这样的领袖往往会唤起他对“文革”的恐惧:“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在最近保卫钓鱼岛的游行中,有些人穿着‘文革’式的服装,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有意为之。如果现在还有人留恋‘文革’,肯定是很不正常的。

  ‘文革’中我目睹了太多悲惨的故事。我的语文教师被枪毙了,罪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为什么不满呢?因为他太太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雇员,‘文革’一起来就被抓来枪毙了。”

  将中央集权程度的提高,领袖人物的出现,条件反射似地与“文革”挂起勾来,这是海内外许多“公知大V”的共同特征。

  民主,幻觉会不会幻灭?

  那么,什么是想象中的“党内民主”呢?

  从反腐风暴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政治人物大多深深地卷入到经济利益中去了。一旦这些人民主起来,即所谓党内民主,党内精英民主,很容易相互确保各自的利益。也就是说,党内民主很可能巩固腐败,而反腐败就是要打击那些潜在掌握着投票权的腐败高官。能够打击腐败高官的领袖,势必会受到人民的拥护。

  文革有错误,不但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的,也是毛泽东在世时承认的。夸张地说,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其实,武斗并不是内战。内战是军队与军队的战场较量。东湖事件后,毛主席察觉到发生军队内战的可能性,很快就要求各派大联合,给文革刹车了。既然文革有这么多的错误,为什么毛主席还要坚持文革的大方向呢?这是出于反修防修的需要,具体说,出于防止共产党腐败变质的需要。这个动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也是继续肯定的。

  文革时期的派性斗争,所谓的“群众斗群众”,从本质上说,是民主政治的特征。美国驴象两党间的斗争,台湾蓝绿两党间的斗争,都经常擦枪走火,也都常常使一个家庭分成两派。当政治民主真正涉及到每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时,火药味是难免的。否则,政治民主是假的,换谁上都一样,都是大老板口袋里掏出来的傀儡,那红红火火的选举就成了做秀。老百姓看透了,就像美国、日本一样,投票率都不到50%。不参与了,不玩了,还不行吗?

  文革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需要出现一个人民公认的领袖,“一言九鼎,随心所欲”。另一方面,还需要充分相信群众,相信民主。两者缺一不可。柳传志似乎对文革的民主性认识不足。因此,他更担心集权,而少担心民主。他对民主印象也停留在1976年:“为什么1976年纪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中,那么多的人们不顾一切,像火山爆发一样走上天安门广场?因为实在没法儿活了。”

  其实,以是否勇敢地参与游行来代表民心所向,那么这次香港占中运动也就是民心所向了。问题是,过一段时间,民心又变了,而且往往是方向相反。四五游行结束了,中国政治有了180度转弯,中国社会从此走向两极分化,官场也腐败了。现在,民心所向是要共同富裕,要反腐败。所以,政治家在定义什么是民心,在引导民心走向,与真正的民心关系不太大。

  更进一步,民是分不同集团、阶层、阶级的。各自不同的民心爆发出来,表达出来,争执起来,武斗起来,那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所以,柳传志口口声声要反思文革,但其实他并没有反思到民与民之间的矛盾,却恰恰沉浸在文革思维中。其实,文革思维就是民主思维。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一脉相承,其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理念和心态息息相通,这是任何一个稍有世界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的。

  当然,柳传志毕竟是搞企业的。对于政治概念,他停留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沉浸在某种错觉中,这是正常的。但是,不太懂政治概念,就少用政治概念。关心政治,为什么非要用西方的政治概念呢?非要将自己未见得明白的政治概念对应现实政治呢?


文革思维就是民主思维,与法国大革命一脉相承。民是分不同集团、阶层、阶级的。各自不同的民心爆发出来,表达出来,争执起来,武斗起来,那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暗流,影射史学的复活

  现在,有一股舆论暗流,将当前的反腐风暴与重庆的“唱红打黑”联系起来。《财经》杂志记者的提问就属于这股暗流:“为什么个别地方领导人使用‘文革’的方式搞群众运动,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支持?”

  这种问法就是诱导柳传志犯错误。重庆前领导人使用“文革”的方式搞群众运动了吗?号召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了吗?砸烂公检法了吗?允许群众成立各种造反组织自下而上地揭露阴暗面了吗?没有。重庆的打黑除恶,运用的是公检法的力量。重庆的唱红歌,唱的是各个时期弘扬正气的歌,唯独没有文革时期的歌。

  将重庆的做法与文革相提并论,恰恰是替文革翻案。重庆的前任领导出了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主政期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随着反腐败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重庆模式也有其合理之处。所以,腐败分子以及他们的同情者,往往借口清算薄熙来,实质反对习近平。

  柳传志一听记者的问题,果然就上套了:“有些人完全不按法律做事,用唱红歌忽悠老百姓,通过‘打黑’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起来是给老百姓做了好事,有朝一日收拾起老百姓来,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所以,善良的人们要警惕啊。”

  等柳传志钻进去了以后,记者又加以渲染:“您的这种担心在当下是比较普遍的”,继续绑架柳传志,将一部分贪腐者的情绪伪造成大众民意。

  当然,柳传志本意是好的。因为,他在文革中“眼见了那么多的人间惨剧,还说‘文革’好,那就是没有人性”。

  但是,这完全可以套用到法国大革命头上,“眼见了那么多的人间惨剧,还说法国大革命好,那就是没有人性”。然而,法国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掀起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理念却因此流播世界,成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写进了政治学教科书,引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成为今天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神圣信念,也成为柳传志先生的信念。这点道理,能听懂吗?

  驯服工具也有好处

  这点道理,还真不见得能懂。柳传志心中,要民主,但不要大民主。要好领导,但不要太好的领导。但是,这种量身定制的民主,量身定制的好领导,太难得了。也许,邓小平是他心目中的偶像:“我相信,如果邓小平健在的话,改革还是会继续的。当然,邓小平也不是完人,在手段上未必为所有人接受,但他那种坚决改革的精神值得学习。他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思是首先突破普遍贫穷的局面,让先富者带动人们走向普遍富裕。如果人们不能普遍富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不正确的,就需要改革。”

  感谢柳传志完整地表达了邓小平的两层意思,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走向共同富裕。其实,我们的领导人无非是想实现邓小平的第二层意思,实现共同富裕。怎么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先富起来的人是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能带动后富吗?如果先富起来的人争先恐后移民海外,逃离中国,能带动后富吗?不打掉官黑勾结的势力,能实现共同富裕吗?改革改到了利益集团(贪腐集团)的头上,难度就大了。如果柳传志等人能为这个集团带个头,公开自己的财富及来源,愿意交出那部分不正当财富,切断不正当关系,那么,先富就能带动后富,改革的第二步梦想就能实现。

  柳传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他本质上是个保守派:“老实说,像我这一代人比较保守,不敢于突破,因为我们在‘文革’之前就大学毕业,基本上还是接受了‘驯服工具’的思想。可是,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在‘文革’中深受其害,上山下乡后在底层社会生活,认识了中国的真实状况,后来考取了大学,思想上也有突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地了解国外的发展,知道世界大势。”

  柳传志承认,他自己受的是“驯服工具”论思想影响,也就是接受的是专制思想,非民主思想。而后来参加文革的老三届则是造反有理思想,民主思想。这是一份很值得咀嚼的切身经历。当柳传志反对文革时,他岂不就是在为专制思想、驯服工具论辩护吗?当代中国政治史,是西方政治思想各派在中国大演习的历史。具体到柳传志先生,他的头脑里也存在着不同派别的政治思想,相互打架,自相矛盾。本来,自相矛盾的头脑是容易精神分裂的。好在,柳传志没往深里想,所以,连民主思想与专制思想都可以在他头脑中和平共处,各得其所。该民主时候民主,该专制时候专制,一切以他的利益为中心。

  自由派认错了人

  当然,一切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就缺乏政治动员力,就软弱。柳传志明白:“中国的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企业家就和有家有口的人一样,难免有后顾之忧,我们只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就拿我本人来说,作为企业家我要为企业几万名员工负责,不可能无所顾忌。如果我真的敢站出来说话,我就去做一个学者,再有勇气就走仕途了。当年我就知道自己没这个能耐和勇气,才坚决认定了这条道路,从不动摇。

  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当环境好的时候,可以更努力地工作,希望把事业做得更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把事业做得更小;环境更恶劣的时候,宁可离开这个国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许多自由派读书读傻了,常常以为历史真的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推动的。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找来找去,把希望寄托在柳传志等人身上了,希望他们能推动中国政治向西方的民主政治演进。但是,柳传志坦率地说,自己不行,也没有这个奢望。

  其实,柳传志的态度是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爱国,另一方面又受外国资本的压制。一方面希望动员民众购买国货,又怕民众觉醒剥夺自己的财产。所以,软弱、摇摆,指望出蒋介石那样的政治强人。当发现蒋介石在外国资本面前比自己还软弱时,也只能摇头叹息,不敢有所声张。当发现出了习近平这样的好强人时,他可能又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查抄。

  既生“柳”,何生“任”?

  当然,政治上的软弱并不等于企业经营上的软弱。作为一个企业家,柳传志是坚强的。当初倪柳之争,倪光南主张搞自主的计算机技术,走技工贸道路。柳传志主张放弃自主技术,走贸工技术道路。柳传志毅然决然打击倪光南及其追随者,毫不软弱,决不摇摆,何等坚强!如果没有后来华为任正非的成功,至今,柳传志仍然可以说,自主技术的道路走不通。可惜啊!既生“柳”,何生“任”!

  《财经》杂志喜欢柳传志,不喜欢任正非,原因恐怕也在这里。任正非不但走自主技术道路,而且在企业经营中处处学习毛泽东,人格、心态都像毛泽东,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反,联想的贸工技道路,决定了联想没有自主技术,在恶性竞争中摇摇摆摆,利润微薄,不知何时倒闭。

  所以,从长远来说,政治上的软弱往往意味着经济上也难有远见。联想,大而不强,愧对国民的厚望。柳传志似乎并不太在乎这一点。企业做大了,但他的心态却还接近小企业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强调:“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可能就得选择离开。一些企业家移民海外,要理解他们的苦衷,也不应太怪罪。”


从长远来说,政治上的软弱往往意味着经济上也难有远见。联想,大而不强,愧对国民的厚望。

  资产阶级会执政吗?

  我理解移民海外的企业家的苦衷。说到底,这是执政党逐渐偏离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结果。要责怪,首先要责怪前几届高层领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高层领导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国,办移民、拿绿卡或外国护照,这就是对自己的国家不自信,对自己的工作不自信。他们的工作做好了,谁呼唤暴力革命都没有用。他们腐败了,想阻止暴力革命也不容易。习近平上任伊始,就重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紧接着出台“八项规定”,“老虎苍蝇一起打”。短短两年时间过去,在普通人眼中,中国的政治天空就变得晴朗起来了。

  问题是,柳传志怎么看?

  他“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层能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目标,有真正良好的追求,意见能够统一。不符合这样条件的就选不进去,选进去的人能够受到监督,这样中国的政治、经济一定会高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企业必然会很好地发展,很多事情都可以实现。”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强。但是,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的年龄,还只停留在希望,那就是悲哀了。柳传志先生目睹政治风云,亲历商海沉浮,又善于学习思考,按说应该不止有希望,还有思想、有逻辑、有责任感,特别应该在政治思想上有所体会,有所领悟。但是,很遗憾,不仅是柳传志,现代、当代中国的仁人志士、风云人物,一辈子与政治打交道,一辈子怀抱政治理想,却一辈子没有认真学过政治学,没读过政治思想史,不知道政治力量分布的地图,更没有政治力量“成住坏空”的变迁感,结果,每每抱了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被政治所伤害。如果总结二十世纪无数人的心路,恐怕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幻灭!

  按照民主政治的逻辑,政治高层必将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博弈与较量,制衡与反制衡,形成政治斗争的变幻风云。民主政治的逻辑相信,民意就是这样表达的,就是这样被代表的。相反,出一个优秀的精英集团,代表全民利益,这是专制政治的主张。柳传志将两种不同的逻辑混淆在一起,不但给他人带来迷惑,自己也就停留在幻觉中了。

  爱国,共识的基础

  再退一步,有幻觉比没幻觉强。尽管柳传志公开承认自己随时准备逃离祖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他还是爱祖国的:“领导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领导层有共识,才能重建公信力,引导老百姓达成共识,在实践中建立起全民的核心价值观。比如说爱国,比如说法律的严肃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社会诚信,等等。”

  把爱国放在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地位,这也是我赞赏柳传志的地方,这说明老一代的价值传承还没有丢光。但是,爱国必须有具体行动。国家有难,一走了之,这是爱国吗?站在自由主义的角度,国家只是自由人签订社会契约的产物。当国家滥用权力时,自由人就可以回收权力。一走了之,有什么不妥的?这是行使人权!但是,柳传志可能没走这么远。他心底里还有家国情怀。即使受改革开放风气的影响,他也可能犯过一些错误,有一些不当行为,积累了一些不当的财产,但是,心底也还仍然有家国情怀。这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流人生的底色,更是“人之初、性本善”的证明。

  所以,柳传志希望出现好精英来引领中国未来:“我还是坚持精英选举,不能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的大民主,也许是未来的目标,当前我觉得火候不到,在中国肯定会乱的。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又受到人民的监督,推动改革,引导中国。”

  精英选举,前提是“精英”大多数是好的。但是,游戏规则是弱肉强食,价值观上唯利是图,官场和社会风气奢侈腐败,这样产生出来的“精英”,怎么能让人放心呢?有人可能会说,习近平、王歧山不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吗?他们不是正在改变社会现实、端正社会风气吗?不错。但是,他们少年时代有过远大理想,青年时代上过山下过乡,中年以后,能对逐渐腐败的官场风气有批判、有抵触,做到出污泥而不染。这样的人是极少数。所幸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还能把这样的人推举出来,官场还能让这样的人大显身手,说明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毛泽东奠定的江山,其根基实在是太牢了,一直扎到了人心深处。而这,可能是柳传志还不太愿意承认和理解的。

  但是,希望正在升起。随着反腐风暴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柳传志们会越来越理解共和国的根基。现在,也许柳传志的固有想法已经被触动了。

        文章来源:《国企》杂志       作者邮箱  gymn@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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